Simone
大家都知道 马兰德夫人的心脏有毛病，所以在把她丈夫的死讯告诉她时是小心翼翼的，尽可能地温和委婉。坏消息是由她姐姐约瑟芬告诉她的。她丈夫的朋友理查兹也在场。当火车事故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理查兹正好在报社里，遇难者名单上布兰特雷·马兰德的名字排在首位。
她不像许多别的女人那样，只是带着麻木接受的神情听着这个故事，而是立刻疯狂而绝望地扑倒在姐姐的怀里泪如泉涌。当这暴风雨般的悲伤过去后，她独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不让任何人跟着她。
窗户是开着的，对面放着一把舒服的大扶手椅，她筋疲力尽地沉了进去。
透过窗口，她可以看到屋前广场上的树梢在新春的气息中兴奋地颤抖着。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雨的气息。窗下的街道上，一个小贩正在叫卖他的器皿。远处依稀传来缥缈的歌声，数不清的麻雀也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唱个不停。对着她窗口西边的天空上，云朵层层叠叠地堆积着，间或露出一绺绺蔚蓝的天空。
她的目光有些阴郁，呆呆地凝望着远处白云间的绺绺蓝天。有一种感觉正在向她靠近，那正是她带着恐惧等待的。是什么？她不知道。这种感觉太微妙，太难以捉摸，她说不清楚。但她感觉得到，它正在空中蔓延，穿过弥漫于空气中的声音、气味和颜色慢慢地向她靠近。
现在，她内心骚动不安。她开始认识到那种向她步步进逼并渐渐地控制她的感觉是什么了。当她稍稍放松了抵抗的时候，从她微微张开的双唇间喃喃地溢出一个词。她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由，自由，自由！”随着那种感觉而来的茫然的目光和恐惧的神色从她的眼里消失了。她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是不是有一种邪恶的快感在控制着她。一种清清楚楚的、兴奋的感觉让她根本无暇去顾及那些个琐事。
她知道，当她见到丈夫那双温柔亲切的双手变得僵硬，那张从不会对她吝啬爱意的脸变得毫无表情、灰白如纸的时候，她肯定还会哭的。但在这痛苦之外，她看到了长远的未来，那些只属于她自己的未来岁月。而她张开双臂去迎接那些岁月。
在未来的岁月里，她不再为了别人而活着，而只为她自己。那时，她不必再盲目地屈从于任何专横的意志。人们总是相信他们有权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无论其动机是善良的还是残酷的，她突然感到这种做法绝不亚于犯罪。
当然，她是爱过他的——有时候是爱他的。但经常是不爱他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了独立的意志——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她身上最强烈的一种冲动，爱情这未有答案的神秘事物又算得了什么呢！
“自由了！身心都自由了！”她不住地悄悄低语着。
约瑟芬跪在紧闭的门外，嘴唇对着锁孔，苦苦地哀求着让她进去。“露易丝，开开门！求求你啦，开开门——你这样会得病的。”
“走开。我不会让自己生病的。”不会的，她正陶醉在窗外那不息的生命里。
她的想象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着。她想象着未来的日子，春天的日子，夏天的日子，所有将属于她自己的日子。她快速地祈祷着生命能够更加长久，而就在昨天，一想到生命那么漫长她就瑟瑟发抖。
她终于站了起来，打开了门。她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激情，她的举止不知不觉竟像胜利女神一样。她紧搂着姐姐的腰，一起走下楼去。理查兹正站在下面等着她们。
有人正在用钥匙打开大门。进来的是布兰特雷·马兰德，虽略显旅途劳顿，但泰然自若地提着他的大旅行包和伞。事发当时他离现场很远，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车祸。他愣在那儿，对约瑟芬的尖叫感到吃惊，对理查兹快速地把他挡在他妻子的视线外更感到吃惊。
但是理查兹还是太迟了。
医生来后，他们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说她是死于极度高兴。
【作者】
凯特•肖班(Kate Chopin,1851-1904)生活在19 世纪后半叶，曾被誉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之一”。小说《一小时的故事》是一篇女性主题小说，被称为是“最令人震惊的女性自我宣言”。
【附 鉴赏】
凯特·肖班(1851—1904)是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一小时故事》是她短篇小说中的精品,在这篇小说中,肖邦成功地运用反讽手法来突现了主题。《一小时故事》记录了路易斯一生最后一小时的生命历程,情节极其简单,主人公由楼下走到楼上,再由楼上回到楼下。而作者着力渲染的是路易斯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情感世界:由初闻丈夫死讯时真诚的悲伤到向喜微妙的变化,直至喜不自禁。最后,当丈夫出乎意料地站在她面前时,她因狂喜或因失望而突然死亡,故事至此戛然而止。
小说自始至终充满着张力,而反讽是它的主要支撑点。反讽就是说的话与真实意图间存在反差, 或预期的事情与真实发生的事实之间存在反差。反讽可以分为很多种,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和戏剧反讽等等。通过反讽的绝妙运用来反映主题是《一小时故事》艺术上的一大亮点。作者言此意彼,采用暗含嘲讽性质的创作手法,以对照性的描写和叙述,及逻辑和常理的故意违反造成强烈的反讽效果,使读者需要从反向上理解文本的主题意义。
本文主要探讨情景反讽和戏剧反讽。情景反讽就是一个动作或情况的结果与人们预料的极其不同。首先,反讽出现在马拉德夫人对待她丈夫死讯的态度上。丈夫的死亡对一个患有心脏病的妻子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所以“大家都知道马拉德夫人心脏有毛病, 所以在把她丈夫的死讯告诉她时是非常注意方式方法的”。而她的反应并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妇女那样“精神崩溃, 无法接受现实”。在“她猛地扑在姐姐怀里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之后, 她平静下来, 坚持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间。这里存在这大家的期待与马拉德夫人的实际情况的对比, 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也为后来马拉德夫人女性意识的觉醒埋下成功的伏笔。
随后在马拉德的房间里, 作者对马拉德通过窗户看到的自然景象的描写具有很强的反讽性。“树梢在新春的活力中颤抖”, “空气中充满春雨芬芳的气息”, 隐隐约约的“歌声”和无数麻雀的“鸣叫”。这一切都预示着“新的春天”来了, 新的人生就要开始了。作者在这里通过反讽及象征的运用, 向读者揭示了女主人公此时的内心世界, 对丈夫的死亡她不是悲痛欲绝的, 相反, 丈夫的死给她带来自由的希望。自然界中新生命的复苏暗示着她女性意识的觉醒, 对自由的渴望和憧憬。紧接着就是对马拉德夫人走向追求自由过程的描写: “什么东西正向她走来, 她等待着, 又有点害怕。那是什么呢? 她不知道, 太微妙难解了, 说不清、道不明…”,“她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一个人能主动地感受到春天的活力和美丽应该是在心情愉悦的时候。这里马拉德夫人的身体和心情又是一种对立。马拉德夫人在她本该最悲痛之时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这无疑是强烈的讽刺。在这一段里, 作者对马拉德夫人对自己丈夫的死的反应作了充分的解释, 同时也揭示出19 世纪社会中婚姻家庭, 传统习俗和社会制度对女性的束缚, 男权社会对女性意识的压迫。
在小说中构成反讽或张力的因素还不止于此。路易斯丈夫的朋友理查兹最早将“死讯”传给了路易斯。他自以为比其他朋友更“小心”、更“体贴”,因此他抢在别人之前“赶忙捎来这一不幸的消息。”在小说结尾处,当马拉德突然出现在妻子面前时,理查兹试图挡住路易斯的视线,然而这位行动在别人之前的朋友这时的动作却“太晚了”,致使路易斯不治身亡。这位“小心”“体贴”的朋友其实是个爱管闲事的人(busybody),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是这出悲剧的“肇事者”,因为没有他悲剧就不会发生,路易斯就不会死,至少暂时不会。这一“早”一“晚”、“体贴”与“多事”构成了小说的另两对反讽。
戏剧性反讽指读者意识到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不知道的事情。故事的结局才是这篇小说的最大反讽。丈夫竟平安归来,玛拉德夫人意外死亡, 医生的诊断极具讽刺性,“他们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说她是因为极度高兴致死的”。我们知道其实她的死是因为脆弱的心脏承受不了从幸福的巅峰回到痛苦的深渊的巨大改变, 是因为自己刚刚获得的自由又突然消失了, 还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因此她的死是必然的, 不可避免的。在这里“高兴”一词具有很大的反讽意味。这说明除了女主人公, 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无一例外地认为她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本已使她无法自拔, 而突然的死而复生使她受到强烈的刺激, 悲喜交加的情感变化变成了她脆弱生命的杀手。这里作者运用反讽绝妙地讽刺了社会现实的无情。可以想见,她对丈夫的重现会感到多么失望、多么痛苦。在无法面对这一突变的情况下,她宁愿选择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死亡是她唯一的选择。这一点可以在肖邦于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觉醒》中找到注脚。该小说中的女主角艾德娜(Edna Pontellier) 在19 世纪末期是个离经叛道的女子。她信奉爱情自由,坚持男女两性关系上的单一标准,追求自由、独立的价值取向,当她发现无法实现自我、无法摆脱社会约束的时候,她选择自杀了其一生,宁死不愿放弃自我,以死来维护对自由的向往。路易斯的死虽没有艾德娜的死那么悲壮,但我们已可以从她身上看到艾德娜的影子。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路易斯的死是由于过度悲伤而绝非兴奋而死。通过故事中的这些矛盾和反讽,作者似乎告诉我们自由胜于爱情,甚至高于生命。
肖邦的这篇短篇小说正是通过这些巧妙的反讽,构成了一个反映马拉德夫人渴求自由却又无力冲出婚姻樊笼的内心世界。无疑,故事的结局是对传统社会的婚姻观念的无情批判,对新生命的渴望。而作者的这种创作手法可以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小说的主题。
注：有的版本讲“肖班”译作“肖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