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苹芳：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

徐苹芳：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 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是长期以来在国内交通路线上发展形成的，外国商旅贡使经常沿某些路线往来，逐渐形成带有国际性的旅行路线。100多年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之为“丝绸之路”，主要是指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3～14世纪横贯欧亚的陆路交通干线，是古代中国同西方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在这条路线上，运送的物品以中国古代的丝绸为大宗，故称为“丝绸之路”。这是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而通行起来。中国的学术界更把古代中国与西方的交通路线统称为“丝绸之路”，不只陆路交通，也包括海上交通。海路多贩运中国古代瓷器，又被称为“陶瓷之道”，对它们的研究都是以中外文化经济交流为主要内容的。 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由于受社会或自然环境因素之制约，随着时代而迁移，要确定丝绸之路所经之具体路线，除文献上有明确记载之外，考古学的发现也极其重要。在丝绸之路及其附近地区，往往有佛教、基督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和印度教的石窟寺院等遗迹，还有中亚昭武九姓后裔和阿拉伯人的墓地，发现了许多外国输入的遗物，诸如东罗马（拜占庭）和阿拉伯金币，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和萨珊金银器皿、首饰，罗马、萨珊和伊斯兰的玻璃器皿，以及中亚织造的“波斯锦”（粟特锦）等。特别是在文献上没有记载的情况下，这些考古发现在研究丝绸之路的路线和交流内容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至于非物质文化的交流，许多宗教的传入和影响，其他诸如语言、音乐、舞蹈、服饰、饮食、生活习俗方面，则更为生动广泛；科学技术的交流，资源物产的引进，内容也极其丰富。至于中国古代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情况，则必须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物在境外各地的发现来研究。 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总括起来有四条： 一是汉唐两京（长安和洛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路，这是丝绸之路的主道，包括原、会北道和青海道，它因通过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中亚的若干沙漠地区而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 二是中国北部的草原丝绸之路； 三是中国四川、云南和西藏的西南丝绸之路； 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 兹分别略述如下： 一、沙漠路线。 自长安（或洛阳）至西域的丝绸之路沙漠路线可分为两大段： 自西安至敦煌、玉门关、阳关为东段，包括陇右、河西和青海段； 自敦煌、玉门关、阳关入新疆为西段，可称之为西域段。 东段的陇右和河西线分南路和北路。 南路从西安（长安）经咸阳、扶风、凤翔、陇县（陇州）、天水（秦州）、甘谷（伏羌）、陇西（渭州）、临洮（临州）、兰州（金城）、永登（广武）、古浪（昌松）、武威（凉州）、张掖（甘州）、酒泉（肃州）、安西（瓜州）至敦煌（沙州）。 北路则从西安经咸阳、乾县、彬县（邠州）、泾川（泾州）、平凉至固原（原州）和靖远（会州），再转河西走廊去敦煌。 南路虽比北路稍远，但路途平坦，行旅较多。 北路的固原，地处六盘山、陇山之北，地势高平，七关辐辏，为通陇西、平凉、会州、灵州四方交会之处，是交通之枢纽，军事之重镇。 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自青海北上，逐步占领秦、兰、原、会各州，公元 781年占领沙州，控制了整个西北，长安通敦煌的南北两路皆阻隔不通，只能从西安北上邠州、庆阳（庆州）、环县（环州）至灵武（灵州），然后渡黄河沿贺兰山南至武威，灵州便成了通向河西、漠北的交通枢纽。 青海道在丝绸之路沙漠路线有其特殊的作用。公元4世纪初，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从东北迁移至今甘肃、青海之间，都伏俟城，遗址在今青海湖西岸，墓地在伏俟城西南的都兰。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逐吐谷浑于凉州，伏俟城附近为吐蕃所占领。但是，有很多吐谷浑人并未离开其故地，仍在湟水和大通河流域聚屯自保，因此，都兰墓地在年代上虽已进入吐蕃占领时期，然而被埋葬的人有些仍可能是吐谷浑人。丝绸之路青海道是以伏俟城和都兰为枢纽的，有四条路线通过这里。 第一条是从金城（兰州）经鄯州（乐都）、鄯城（西宁）过赤岭（日月山），沿青海湖南岸或北岸至伏俟城，西去小柴旦、大柴旦，北转当今口至敦煌； 第二条是从伏俟城到都兰，经诺木洪至格尔木，转西北过茫崖镇至若羌；这两条路都是绕开河西走廊往西域去的。 第三条是从伏俟城向东南，经贵德、同仁入四川松潘，南至益州（成都），再转东南沿长江而下至建康（南京）的路线，这是公元4-6世纪南朝通西域的主道，因中间要经过吐谷浑河南王的辖区，故又称“河南道”，当时许多高僧和商人从西域到中国南方便多经此路。 第四条是从青海入西藏至尼泊尔、印度的路线，即唐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所记通印度三道中的东道，从鄯州、鄯城、承风戍（湟中拉脊山口）、青海湖、湖西南的吐谷浑衙帐（都兰），穿河源西侧，经七渡口过玉树去拉萨。 沙漠路线的西段（西域段），即自敦煌玉门关、阳关西入新疆境内的路线，按时代和地域大致可分为三路：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为南路，沙漠以北、天山以南为中路，天山以北为北路。 南路是从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至楼兰或米兰，西至若羌、且末、民丰、于阗、和阗、叶城、塔什库尔干，通过红其拉甫山口或罕瓦长廊至伊朗，也可以从叶城北去莎车至疏勒、喀什。汉代敦煌至米兰出玉门关，走库木塔格沙漠北缘，经羊塔格库都克至米兰，魏晋以后则出阳关，沿库木塔格沙漠南缘，经葫芦斯台、安南坝，循阿尔金山北麓，过红柳沟口至米兰。玄奘回国便走这条南路。公元13世纪马可·波罗也是从这条南路入河西的。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路，在汉代则为北路，汉代南北两路自楼兰分歧。自楼兰沿孔雀河谷西北行，经轮台、库车（龟兹）、阿克苏、巴楚至喀什。汉代通西域主要为南路和中路的西段，即鄯善（楼兰）、于阗、焉耆、龟兹诸国。法显西行时自鄯善至焉耆，再自焉耆逾沙漠返回南路之于阗，兼走汉之南北两路。中路的东段和北段，汉则一直与匈奴、乌孙相争夺，西汉首先控制车师前庭（吐鲁番地区），则可由楼兰向北迳至车师。后更自玉门关向北迳逾沙漠而至车师（高昌），再西去焉耆，此即唐代所谓“大海道”，路虽捷便，但路况凶险。东汉以后，进而控制伊吾（哈密）地区，可自敦煌迳通伊吾，再向西往车师、焉耆。 北路是自伊吾经蒲类海（巴里坤湖）、木垒、奇台、吉木萨尔（车师后庭、唐代之北庭都护府）、昌吉、精河，经弓月城而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伊赛克湖以西之托克玛克城）。北路有两个城最重要：一是东端的伊吾，它是连接草原丝路的接点，汉代以前东西方的诸种文化都在这里交汇；一是西端的弓月城，约在今伊犁河北伊宁附近，是交通之枢纽，南通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东通北庭都护府所在庭州（吉木萨尔）和西州（高昌，今吐鲁番），西通安西四镇最西—镇碎叶。弓月城的具体位置，王国维主张唐之弓月城即元代之阿力麻里城，黄文弼指阿力麻里城在霍城县西阿尔泰，城中有叙利亚文基督徒十字架墓碑和察合台汗国银币。公元13世纪蒙元时期，阿力麻里为察合台汗国首都，耶律楚材、丘处机、刘郁西使，皆自北路的别失八里（唐北庭，今吉木萨尔）至阿力麻里西行。公元14世纪罗马教皇使者马黎诺里也是自钦察汗国至察合台汗国之阿力麻里，东行走北路经哈密而至元上都。 二、草原路线。 中国北部广阔的草原地带，自古以来便是游牧民族栖息牧猎之地。游牧民族移动频繁，逐水草而居，文化交流虽非其初衷，但客观上仍然起到传播的作用。 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黑海，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春秋战国时代，游牧民族便在这片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上活动，中国的丝绸早在此时已通过游牧民族从东方传向西方。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代，改变了通向西方的交通路线，迫使匈奴北退，打通河西走廊通道，把通向西方的道路从不固定的北方草原游牧路线南移至沙漠路线，但是北方的东西向草原路线并未消失。 公元4世纪北朝时期，北方草原上的东西交通日益重要，迨至公元 5世纪北魏时期，以平城（大同）为中心，西接伊吾，东至辽东（辽宁辽阳），逐渐形成了一条贯穿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平城和龙城（营州，今朝阳）是这条路线上的两颗明珠。北魏迁洛以后，平城衰落，龙城改为营州，至唐而更盛，不但是军事重镇营州都督府，而且是东西南北交会之处，为杂胡贸易之中心。 草原丝路的第二个繁荣期在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的辽代。契丹王室通过回鹘与大食结盟，契丹贵族墓葬中屡次发现伊斯兰玻璃器和萨珊或粟特的银器便可证明。耶律大石在辽亡后从回鹘奔大食建立西辽，这与他们之间有姻亲之缘有关。 中国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从新疆的伊犁、吉木萨尔、哈密，经额济纳、河套、呼和浩特、大同（辽西京）、张北、赤城、宁城（辽中京）、赤峰、朝阳、义县、辽阳（辽东京），经朝鲜而至日本。这条路线是连接西亚、中亚与东北亚的国际路线。朝鲜和日本发现的公元4世纪以来的西方金银器和玻璃器，有一部分可能是通过这条横贯中国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输入的。 公元13世纪以后蒙元时期，和林、上都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向北移动。 三、西南丝路。 这主要是对南亚的交通。据《史记·大宛列传》所记，张骞在大夏时已见邛竹杖和蜀布，其实中国西南与南亚的交往并不始于汉代。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和云南江川李家山22号墓均曾出土过蚀花肉红石髓珠，它是在鸡血石上用化学的方法腐蚀出各种花纹的装饰品，公元前2000年即在中亚和南亚出现。江川李家山22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6世纪，比张骞在大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要早5个世纪。 比张骞稍晚的晋宁石寨山西汉墓出土的列瓣铜盒也是中亚或西亚的产品。具体的路线根据文献推测，一条是“五尺道”，一条是“旄牛道”，都是从成都出发。“五尺道”从成都经宜宾、昭通、曲靖到昆明，转晋宁、江川，从开远到越南的老街与河内。“旄牛道”则从成都经西昌、大理、腾冲去缅甸的八莫。 西南丝路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前面曾提到的青海境内的第四条路线—一经青海去西藏的“吐蕃泥婆罗道”，即《释迦方志》中所记的通印度三道中的东道，具体地说就是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五月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印度）时所走的路线，他从拉萨经吉隆（旧名“宗喀”）去尼泊尔加德满都。 1990年7月在吉隆县城北约4.5公里处的阿瓦英山嘴崖壁上，发现了王玄策等人所刻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碑刻。这条路线的发现说明丝绸之路青海道与吐蕃泥婆罗道在青海都兰相连接，成为沟通中亚西域和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这是近年丝绸之路考古学上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发现。 四、海上路线。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路不同，它是以对外港口为基点的。 中国的海岸线很长，中国自古以来便有优秀的造船术和航海技术。自汉代以来，沿海的对外港口是广州（番禺）、合浦、泉州、福州、宁波（明州）、扬州（后来的上海），以及山东半岛的崂山（牢山）和蓬莱（登州）。中国古代的港口多半都以内陆江河的入海口附近为码头，有广阔丰厚的经济实力。外国输入的物产也是以港口为起点，向内陆疏散，沿主要的交通干线都有外国遗物的发现。由各港口输出的产品，也都集中待运，因此，各港口仓储遗址中也屡有发现，比如宁波和扬州发现的向世界各地出口的瓷器，与国外海上丝路所经的有关港口遗址中发现的中国瓷器，可以相互类比。近年沿海港口附近发现的沉船遗迹，亦备受关注，时有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它们也应属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范畴。 丝绸之路是一项国际的、线路型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所反映的是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正确认识世界不同文化如何融合共存，有着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文明》2007年1期。 收录在徐苹芳《丝绸之路考古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