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11月22日讯，“大爷大妈，求求您们别再挡了，就让我们干吧，整天守着工地没活干，家里老少还等我们挣钱吃饭呢，我们给您跪下了……昨日，因为所在工地持续遭人为阻挡，长时间守着工地无法干活的50余位四川、甘肃、河南和陕西籍农民工，在华南城五金机电E2区工地施工现场，齐刷刷跪倒在阻挡者面前，哭求让他们干活养家糊口。
农民工下跪求活干
没钱可挣 农民工下跪求阻拦干活者开恩
“记者同志，快来帮帮我们吧，我们守在工地上7个多月了，有人一直阻挡我们干不了活。没活干就没有工钱，我们300多号人现在吃饭都困难……”昨日上午，在华南城五金机电E2区项目工地干活的农民工，给本报打来求助电话。
当日上午10时许，记者赶到华南城五金机电E2区项目施工工地，发现50余位男女农民工，虽然个个手里都拿着干活的家什，却被两位老人和三位中年人租挡着干不了活。期间，记者注意到，不管这些工人走到哪里干活，他们都会跟过去极力阻挡。转眼间20多分钟过去了，遭遇阻挡的工人，手里几乎没干一把活，大家干着急没办法。
“大爷大妈，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们了，就让我们干吧!”就在记者准备找工地负责人了解情况时，一男一女两位农民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抓着其中一位老人的手哭着求情。“我们大伙都给您们跪下了，我们都是下苦人不容易……”看到有人跪地求情，其他农民工也齐刷刷跪倒在阻挡者中的两位老人面前，哭求开恩让他们干活养家糊口。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阻挡施工的5个人顿时慌了手脚。据了解，现场阻挡施工的几人是一家人。
关注港媒眼下的农民工
最近，港媒称，现在的中国内地城市的流动人口仍然生活在城市边缘，来看看港媒眼下的农民工。
据香港《南华早报》11月21日报道，戚树民(音)在首都生活已经有10多年了，但他仍得不到多少城市的公共服务。
报道称，作为中国户籍制度中的一个农民，戚树民在北京北郊靠卖早点谋生，而他也是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作出贡献、但仍被排除在中国经济大潮之外的2.7亿农民工中的一员。
他的家人住在一个有两个房间的临时住所，位于北五环外郊区的一个啤酒厂后面。冬天，因为没有市政供暖系统，他们必须烧煤取暖，还要与邻居共用公共厕所，喝的水也必须买。
戚树民的表姐说：“井水被污染了，我们只能用井水洗碗、洗衣。”她正在一个不到两米宽的小巷里洗衣服。
他们每月要支付1600元的租金，没有洗衣机或电视机，一来是因为他们想省钱，二来也是因为他们的住所随时可能被拆。
农民工居住情况
(一)外出农民工仍是以雇主或单位提供住宿为主
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农民工，在单位宿舍中居住的占32.3%，在工地或工棚居住的占10.4%，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6.1%，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占19.7%，独立租赁住房的占13.5%，有13.8%的外出农民工在乡镇以外从业但每天回家居住，仅有0.6%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从近几年外出农民工居住情况的变化看，呈现出与他人合租住房比重上升、独立租赁住房比重下降的趋势，另一明显变化态势是务工地自购房比重下降、乡外从业回家居住比重上升。
(二)四成外出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
从外出受雇农民工的居住负担看，49.5%的农民工由雇主或单位提供免费住宿;9.2%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但有住房补贴;41.3%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与上年相比，由雇主或单位提供免费住宿的比重下降了0.4个百分点;不提供住宿，但有住房补贴的比重提高了0.4个百分点。
农民工社会问题
农民工问题是指中国大陆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后涉及的一系列权益保障的总称。
针对农民工问题，在政策研究界、学术界有几种观点：一是部分学者的观点，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三农”问题将不存在。二是国研中心研究报告的观点，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农民工问题在建国后三四十年前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当致富成为人们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标时，城市人占有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当处在两眼墨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强加给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赋予一些带有歧视性的概念、名词。
再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民工。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出现这些限制和歧视的主要原因是意识问题。因为意识的误区，导致制定政策的错位。
其一，在决策者眼里，因为存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利益之争，即农民工进城就业，加剧城市居民的就业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趋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趋向一致。
其二，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试图将农民圈在农村。
其三，中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种田，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其五，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方面源自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感和仇视。
这些原因虽是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入数量、工种限制等歧视性政策的直接理由，当然农民工就业歧视也有一些其他深层的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