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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田野 曹国厂 王立武 张正富）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将产生新一届中共高层领导班子，而中国也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成立９１年的中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中共执政成效显著，世界瞩目。连习惯了指责中国的某些西方媒体都不能不承认中共耀眼的成绩单。特别是过去十年来，中共把一个新兴大国带到了世界舞台中央，也为这个国家自身的复兴积累了更充足的能量。中国最大的机遇来自中国自身的发展。
２００２年时，中国还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到２０１１年，它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０。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１０００多美元提高到５４３２美元。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制造工业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达到２０％。这是自１８４０年中国衰落后从未出现过的盛景。
大量的经济红利转移到了民间，中国产生了大批富裕人群，中产阶级迅速成长，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数量庞大的中国赴海外旅游者已成为拉拽当地经济的一支动力。中国保持着社会稳定。这些既是巨大的执政资源，也是今后发展的机遇所在。正如一位河北农村居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所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老百姓是拥护的。”
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蓄含的丰沛能量，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深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将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温家宝总理在９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依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最近，新华社记者在各地采访，看到了经济转型正在加速。撬动中国增长的经济新区，最初分布在沿海，而现在已经深入中西部内陆。中西部省区市的经济增速明显加快，高于东部沿海省份。低能耗、高效率的新兴产业被更多引入。许多改革方针都在有序落实。地方政府及民间都有不少创新举措。
专家认为，中国稳定的政局，良好的经济状况将为其经济转型成功打下坚实基础。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但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较为良好的就业状况和较为宽裕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为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政策和实践回旋余地。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秦刚说：“目前，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纵向比较，中国面临的发展空间比改革开放之初更大；横向比较，中国可以借鉴更多国外先进经验。”
他说：“中国目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除了增强了自身实力，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制来应对挑战。中国在应对危机时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这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时已经得到体现。”
今年８月，前伦敦市副市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罗思义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一些“唱衰中国”的西方观点并不是错在对细节的预测上。细节的预测难免会有错误，“他们错在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趋势的预测上。”
但不容置疑，中共要完成其既定目标，使蓝图实现，既要把千载难逢的机遇牢牢抓住，又要克服一系列前所未遇的困难。人们预计十八大将再一次强调忧患意识。
目前中国正经受着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最大的一次世界性经济低迷的影响。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７。８％；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动力之一的出口疲弱，８月增幅仅为２。７％；中国股市更是连创新低，成为全球最“熊”的股市之一。
另外，中国改革攻坚进入“深水期”，国内困难和矛盾也重重显现，这意味着解决它们的难度超出以前任一时期。
“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让所有社会成员受益。”罗思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邮件采访时说。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丁元竹认为：“解决好就业、财政压力、收入分配等问题，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十八大后都是重点。”
专家指出，在十八大之后，新一届领导集体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面临“人口红利”衰减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双重压力。
２０１１年，中国劳动力资源占总人口比重第一次出现下降。预计到２０２０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２。４３亿，约占总人口的１８％。
廉价劳动力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大优势。分析人士认为，劳动人口下降必将使政府更注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仍接近百位，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在这里大都能见到。如今，中国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严重。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２０１１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达到０。３８９７，逼近０。４的警戒线，城市基尼系数为０。３３。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和收入最低的群体的收入差距巨大。
丁元竹认为，还有一些难度很大的利益格局问题，需要新一届领导人来处理，除了贫富差距，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利益群体之间还存在不合理的分配方式和财富占有方式。
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中国政府正在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舆论对政府如何调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调整高收入者的税收等高度关注。
另外，中国还面临巨大的环境资源压力。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往往跟环保问题直接相关。这跟改革开放初期有所不同。人们对十八大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寄予期望。
经过３０多年发展，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现在利益格局更加多元，在涉及自身利益时，老百姓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丁元竹说。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赵成根说，十八大以后，政府应该加强与百姓的沟通和互动来完善社会管理。
“在国家的公共决策、服务管理方面实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使社会方方面面参与决策过程，让每个人的意见和看法对结果能够产生真正的影响。”赵成根说。
赵成根认为，提高民众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能够有效抑制腐败，并促进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等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的解决。只有充分保障民众在社会事件中的参与度，政府才能够提升公信力，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才会提高。
“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可以用计划的方式分配经济资源，进行社会管理。十八大以后，如何进一步用创新的方法来驾驭经济和社会，对政府提出了挑战。”丁元竹说。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享受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专家认为，进入２１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改革开放之初也已有很大不同。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把“外部环境考验”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一起，看作是影响中国发展的四大考验。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主任黄书进认为，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各种挑战将影响到国家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战略。目前来自国际的挑战比较突出，其中包括资源战、价格定位战、知识产权战、贸易保护战以及领土争议等。
分析人士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正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这种转移，加上其他因素，使得目前中国与周边某些国家的利益矛盾，从过去的隐性矛盾转到显性矛盾。
秦刚认为，尽管有一些摩擦，但由于利益相互关联，大国关系是相对稳定的。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利益方面也已经形成纽带和基础，相互之间的联系不会因为大国的介入而弱化或破裂。中国的发展对亚太地区和世界都有驱动作用。这样的格局为中国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丁元竹认为，只要认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经验，把握好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把握好国家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的新期待，中共十八大就将成为解决中国难题的重大关节点。
“中国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老百姓普遍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和崛起怀有信心。中国积累了驾驭市场经济的经验。加上各项改革全面推进，这都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