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我发表的第一稿发表在南都，里面写是把那个老乡腿撞折了，后来我爸说没有撞伤腿，是撞伤了肋骨，我是电话里了解的情况，细节可能不准确，做个更正）郭宇宽在震惊世人的药家鑫案中，药家鑫看到被自己撞倒在地的张妙望向自己的车牌，就回到车里拿了把刀，酿成了大家都知道的悲剧。在审讯过程中，药家鑫被问到为何要下此毒手，他的回答是“怕农村人难缠”。这也是当时社会上群情激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句话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讲都让人很不舒服。然而我认为，如果客观地还原他讲话的语境，其所谓“难缠”，实际上就是讲当农村人在与别人发生利益纠纷的时候会以各种手段来维权，甚至有时候是以一些用“城里人”的眼光看来很受不了的方式。这背后有很深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相互误解。前段时间我父亲遇到一次事件，让我感觉到了有些农村人所谓的“难缠”也确实存在。在一个大雾天我父亲开车出门，在一个拐弯路口，斜刺里冲出来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反应不及两辆车撞到了一起，收废品的这个人的有一根肋骨骨折了。我父亲对这起事故的处理算是到位。他在事发后立即将人送到医院，垫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并与这人和他赶到的家属签了赔偿协议，买了营养品慰问，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被撞伤的这人是一个平时在南京收废品的安徽农民，日子过得也非常艰难。他看我的父亲主动承担了所有责任，也觉得遇到好人了，还说了很多感激的话，所以虽然说发生了不幸的意外，但双方对结果都很满意。但是后面事情的发展却又有了起伏。我父亲买了车险，所以只要他将医院的发票或收据之类的凭证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会足额赔偿医疗费用。当知道这个情况之后，那个伤了腿的朋友，做出了一个极不合理的举动，他将所有的账单都扣着不给，要求我父亲再给他一万块钱。我估猜他的逻辑大概是这样，他可能觉得你出了营养费、误工费、慰问费，而所有医疗费用都是保险公司出的，所以你自己出得钱还不算多，按他的理解，以你的经济条件应该可以再出一笔钱。他的想法是，他扣着医疗费的单据在手里，大约两万元，形式就变成我父亲有求于他了。我父亲，一开始想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又买了些营养品去看望他。没想他不知从哪里的一帮亲戚早已伺候，我爸算撞上门去找气受了，那些亲戚围上来指着我爸鼻子吐沫星子直飞，幸亏我爸不是开的宝马车撞他，要不然遇上张显那样的，都要给说成是为富不仁的贪官污吏了，完全没道理可讲。我父亲觉得被这事儿堵得慌，就跟我诉苦。我说咱也不差这一万块钱，这事儿还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吧。所以我父亲就找到交通部门里做司法鉴定的警察，问问他们该怎么处理这件事。交警听到这件事儿后觉得非常好笑，就给那个被骨折已经康复的人打电话，让他来处理问题，他乖乖地就来了。警察劈头就骂，你想钱想昏头啦？你犯了敲诈罪！还不老实点儿！结果我父亲百般商议都没结果的问题，让警察几句骂就解决了。这人见了警察腿都发抖，被骂之后乖乖地将账单全交出来了，还说，“对不起啊，大哥，是我家里人糊涂啦”。对此我心里是百感交集。如果他做得不这么过分，没准我爸还真愿意再给他点儿慰问金，这都是应该的。可他这么做以后，我爸连这份心情都没了。虽然他的行为让我父亲非常不爽，但事后我再仔细一想，又觉得非常理解他。可想而知，他离开家乡，跑到无依无靠的南京来收废品，平时见到了多少冷眼，遇到了多少歧视，他也许孩子在城里上学需要借读费，也许家里人看病还没有医保，他的压力很大。出了事之后，他只有动用各种手段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甚至逮到机会用一些摆不上台面的方法，他也真是不容易。从这个角度讲，农村人的“难缠”，也并非子虚乌有，我只是希望我们对此能多一份理解和包容。我们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城里人有许多制度化途径可以走，我们可以请律师，买保险，而对于广大农村同胞，体制性的造成城乡的巨大差别，这些手段成本太高，他们根本负担不起。在他们眼里，城市的这些相对于他们所了解的乡村熟人社会更复杂的体制和动不动就抬出很复杂的制度的“城里人”才难缠。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是专门做医疗纠纷的保险业务的，在美国医患双方遇到争议纠纷，都可以交给保险公司和律师去解决，他想到中国推广这项业务，结果发现很困难。因为中国出了医疗事故，患者亲属老乡堵医院大门，抬着尸体把大厅当灵堂，这种“医闹”行为，在中国当下，从效果和成本而言，比找保险公司和律师更优。我们无权责怪这些同胞的方法不够现代，人都是有理性的，他们能够做的，只是利用自己最本能、最原始的小农智慧和亲友关系资源来应对城市中残酷的生活，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谁也没有必要瞧不起谁，同时也不要对任何一个群体做道德拔高，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是通过土地和户籍等一系列制度化措施所固化的城乡鸿沟，这是造成一切误解和偏见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