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先

一、学习苏联专家

1958年4月底，孙继先应周恩来邀请进京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期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春藕斋接见了孙继先。

毛主席关心地问孙继先：“你从苏联人那里学到了点东西没有？”孙继先回答：“学了一点。”那时，孙继先与基地专家组长谢列莫夫斯基已建立了良好友谊，而谢列莫夫斯基对中国帮助也很尽心。孙继先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

1966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视察基地。1958年10月，第二十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训练基地。1959年2月18日，孙继先和栗在山分别被任命为第二十训练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司令员、政治委员。

二、伸手派

孙继先曾经和人们说起20基地初创时的情况，他说：“我那时是一个光杆司令，既没有政委，也没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钱，要设备。为要人，我几乎踏破了总干部部的门槛。要了政委，要副司令，要各部的部长……”

那时，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五部”，部长万毅负责20基地的管理工作。孙继先去万毅部长那里“汇报”，万部长心知肚明，说：“你找我，是要人要钱。

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钱，我到哪里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总政治部要。要钱嘛，恐怕找总长也不行，总长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去找总理了！”

孙继先又到罗瑞卿那里“汇报”，罗总长倒干脆，说：“我们一起去找总理吧！”总理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非常重视，在经济状况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批了5个亿。主要用于基地的基本建设，包括修专线铁路、军用公路和全部设备的安装费用等等。

孙继先用了大量的精力来“要人”。总干部部对他提名的干部，在严格政审的前提下，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原空三军政委栗在山被孙继先要来了，而且破格从正军提拔为正兵团，被任命为基地第一任政委。广州军区参谋处处长李福泽不想来，也被他拉来当了副司令……

除了军事技术人员外，还必须根据专家的要求选调专业人才。前苏联专家提出需要调进一些懂得光学的人才，如果实在没有，调一些会照相的人也行。

为此，孙继先曾从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上海、东北等地选调了一批专门照相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学，后来为进行导弹实验，在拍片、观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时一进入基地，就几乎与世隔绝。写信、与朋友交往都不允许泄露基地的情况，通信地址一律用代号——兰州市信箱。

孙继先本人在戈壁滩工作期间，从未在公开场合下露过面，国外情报机构寻不到他的踪迹，便说：“此人下落不明。”他的家人虽知他在西北工作，但谁也不知在什么具体地点，具体干什么工作，更没有一个亲属跟他去过一次基地。

1959年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9年2月5日命令：任命孙继先为20训练基地司令员。”

至此，孙继先奉命组建的导弹试验靶场部队，成为我国最早承担陆、海、空三军各种类型导弹试验任务的综合型发射试验部队。

三、建西北

用北京建人民大会堂的材料，建西北的人民大会堂定点额济纳旗后不久，周恩来总理连续两次召见了孙继先。当时，苏联的导弹发射装置陆续运到基地，其中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空对舰、舰对岸等发射装置，用于跟踪测量方面的装置，如：KT—60、KT—50等也运到。

总理询问什么时候能搞好靶场？什么时候能发射？孙继先一一作了回答。总理又问起当地的社会情况，孙继先汇报说：“当地只有800多人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额济纳旗的蒙古族牧民为了支援国防建设，他们把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荒漠绿洲让了出来。

在旗政府的率领下，卷起了帐篷，赶着牛羊，扶老携幼，远迁他乡……”总理再三嘱咐孙继先一定要把基地的工作搞好，同时又一再嘱咐他一定要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好。

后来在铁路和公路工程紧张施工的时候，总理又不止一次地询问孙继先：公路修得怎么样了？铁路何时通车？什么时候能发射？等等。基地大规模的施工建设即将结束时，总理最关心的便是飞机场的修建情况，经常询问飞机什么时候可以在基地着陆等问题。

那阵子，孙继先经常就基地建设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和面临的困难、问题，向总理如实地汇报，总理对基地建设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孙继先说：“我们基地的建设没有总理的直接关怀是建不成的。”

有一次，孙继先听说北京建人民大会堂剩下些边角料，便说：“总理，能不能把这些边角料给了我们？”总理说：“你要它干什么？”“我们在那里安家，想建个基地礼堂。”总理说：“好哇，批给你们。”不久，这批材料运抵“东风”（基地所在地名）。

孙继先专为此事开了一个会。他说：“我向总理要来了建人民大会堂的材料，我们在基地建一个礼堂，要一流的设计，一流的施工质量。再过三十年也不落后。”因此，人们说孙继先要建西北的人民大会堂。他说：“就是要有人民大会堂的质量。”

不久，一座漂亮的礼堂拔地而起，在当时的西北地区首屈一指，堪称建筑精品。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北仍属先进之列。

可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这座礼堂的顶盖和木质结构化为灰烬，但它的地基和四壁却完好无损，人们在原基础上又重建了一座礼堂。可见，当年的设计水平、施工能力和建筑质量是多么的优秀。

扩展资料：生平经历

一、土地革命时期

1932年8月，任红二十二军六十四师连长，之后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四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11月，入红军学校学习，半年结业后，任江西模范师二团、三团三营营长。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先遣团）一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等战斗。在安顺场，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过大渡河。

1935年10月任陕甘支队一大队连长，11月，相继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作战，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参谋长，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

二、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参谋长，1938年1月任一二九师挺进队队长，3月改为津浦支队，担任津浦支队支队长，后来担任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参加了常生口、黄底崖等战斗。1939年5月，日伪军5000余人分9路向一一五师驻地泰西陆房合围“扫荡”。

次年5月任鲁中军区三分区司令员，9月，他指挥部队进行葛庄战斗，打死日军300余人、伪军500余人，生俘日军20人，伪军360余人，缴获两门炮及枪支弹药一宗。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这一胜利消息。

三、新中国成立后

1953年留任高级系主任。军事学院战役系副主任，1955年9月，孙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75年8月改任济南军区顾问，1982年6月离休，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990年4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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