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在钱钟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钟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
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
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扩展资料: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普遍形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该书以海外归来的方鸿渐为主线,围绕方鸿渐的爱情,友情,家庭,事业等展开,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折射了当时的社会。
整本书中方鸿渐都是处于一座座的围城中。友情,爱情,家庭,事业甚至于整个社会,他一回国便已进入了围城中。谈到《围城》,很多人首先都会想到那个比喻,“婚姻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
所以,在读《围城》的时候,能读到婚姻的无奈。人生的围城,事业的围城,自是勿庸置疑的。方鸿渐的爱情到婚姻再到工作乃至人生,都无一例外的体现了这一点。
小说最后以那只祖传的老钟结尾,那只不准的老钟像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而这些啼笑自是正包含了这段并不成熟的婚姻与爱情。
他拼了命想逃出自己的城,殊不知,逃出一座城,又进入了新的城。钱老先生用幽默风趣,轻松诙谐的笔锋描述出人生百态,小人物的百种无奈,人都困在自己的心造的围城里。小说说的不仅仅是男女婚姻的事,而是揭示人的内心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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