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初,学校曾邀请校内很多专家学者共提方案,启功先生自己也拟出不同训词,如最初为“师垂典则,范示群伦”,但一来稍嫌艰深,二来稍感平板,过于静态训释,故最后敲定“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字,这显然比原来更平易通畅,也更深刻含蕴。它不但紧扣“师范”二字,而且包含了学与行,理论与实践,作学问与做人,做一般人和做老师等之间的辩证关系。大师终究是大师,仅八个字就生动地、带有诗意地道出师范院校办学的深刻理念,使这一校训亦具备了大师级的品格气度和人文精神。所以此训一出,全校师生莫不首肯心应,欣然奉命,并敦请启先生赐墨勒碑。 先生亦欣然奉命,但曰“校训之撰,当属学校。校训碑正面右首当署‘北京师范大学校训’,落款?书‘启功敬书’。”一个“敬”字足以说明,在校训面前,他只把自己当成学校的普通一员。之后学校有关部门又多次请先生阐释他所题校训的意义,先生每次都以“学习校训,理解如此”的口吻来写,从不把校训当成自己的创造而专有,其高风亮节真令人感佩。 启先生对校训的两次阐释都很简单,第一次只写了两句话“所学足为后辈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第二次也只写了几百字的短文,提出了一些所学与所行应达到的具体要求。窃以为先生之所以不愿多言,一来是希望大家自己去领悟,二来是因为落实这一校训的根本乃在于实践。它虽是从学与行两方面入手,但不仅“行”需要终身的实践,而且“学”也要长期的实践方可。试看这两个“为”字,它的重复使用,足以说明它不但是句法上的谓词,更强调的是积极的作为。 但启先生虽没长篇大论地著文论述这八个字的深广含义,却在相关的诗中有所发挥。兹举几例略加说明。 先看2002年的一首诗。那年四川校友为纪念母校100年校庆,捐赠校训铜碑一座,为此校友万光治先生曾撰骈文一篇,准备书于碑阴。起草后请启先生改正,先生一方面赞美万先生文辞之美,一方面又惜其文字较多,难于醒目,便亲自操觚,代题一诗,诗曰 学府英名,祖国殊荣。群伦领袖,教育高风。周一百岁,学术峥嵘。千秋万世,木铎长鸣。 此诗不但仍围绕着学 学术峥嵘 与行群伦领袖而展开,而且结合北师大百年光荣传统与辉煌成就加以赞美,希望北师大人能不辜负这一传统而再接再厉,把北师大的校训放在特殊的百年校史的环境中做了深刻的阐释。 再看一首九十年代末为毕业班题写的六言诗 入学初识门庭,毕业非同学成。涉世或始今日,立身却在生平。 这首诗虽没明确从学与行的辩证关系来入题,但从“入学”与“毕业”两词来看,似乎前两句更强调“学”,而“涉世”与“立身”则更强调“行”。而其中心乃在强调学与行的终身实践,这从“入学”、“毕业”、“今日”、“生平”几词的连用上即可看出。所以它与校训的精神仍是一致的。而这四句诗写得实在是太经典了,立意十分巧妙,结构十分连贯,把它当作“毕业训”,送给所有学校的毕业生,不是也很合适吗 再看1980年写的《共勉》一首致新同学 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顾我百无成,但患人之患。二十课蒙童,三十逢抗战。四十得解放,天地重旋转。院校调整初,登此新坛坫。也曾编讲义,也曾评试卷。谁知心目中,懵然无卓见。职衔逐步加,名气徒叨滥。粉碎“四人帮”,日月当头换。政策解倒悬,科学归实践。长征踏新途,四化争贡献。自问我何能?萑辉隼⒑埂＜挠锶胙?寸阴应系念。三育德智体,莫作等闲看。学位与学分,岂为撑门面。祖国当中兴,我辈肩有担。 此诗开宗明义的两句话,可以视为后来校训的最初表达,只不过后来的“行为世范”的“行”字,比“身正”二字的概念更加广泛,因为“身正”更侧重个人的修养,而“行”则包含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两个“为”字的提出,更改变了原来“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的静态表述,更强调了实践过程的重要性。不但如此,这首诗还能说明启先生为什么能提出如此精辟的校训———盖在于他有丰富的教学经历也。先生从1933年即进入教育界工作,先教过一年多的中学,后一直任职于大学。先生有很多耀眼的头衔,但他自己总说,那些都是他的副业,他的主业是教师。他太熟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应具备的素质是什么,他太深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所应肩负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才能驾轻就熟、高屋建瓴地提出这样精辟的校训。 说到此,又不能不联想到启先生的恩师、原北师大的老校长陈垣先生对他的教诲和影响。启先生曾说“如果说予小子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就是这位老园丁辛勤浇灌时的汗水”。他一直把老校长教导他的话,诸如一站在讲台上就应该有老师的样子,教学法和教育心理学都需在多年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要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能打击学生的自尊心,要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保有一片丹诚,作学问要竭泽而渔地搜集材料,要不惮于对每个字的考证,老师的常识知识一定要广博等等,终身奉为圭臬。可以说“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八个字,就是启先生从老校长等老一辈优秀教育工作者身上总结出来的。他现在把这一传统提炼出来,交到了我们手中,我们这些后学者应怎么办惟一的答案就是薪火相传,接过老一代交过来的接力棒,永远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严格要求自己、激励自己,永远让北师大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永远让“千秋万代,木铎长鸣”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短短八个字,庄重典雅,寓意深刻。启功先生阐释它最基本的含义就是 “所学要为世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学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学问、知识和技能,学为人师,就是要使“学”能成为后学的师表。行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品行,行为世范,就是要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光明正大,能够成为社会中的模范。他指出,校训没有任何人执行考试、考察、判分、评选,实践校训关键在于师生的自觉性。所学能否真正成为师表,并不是“职称”、“级别”所能衡量或代表;所行能否真正成为模范,也不待旁人选举出来,而是要随时扪心自问,有没有可惭愧的思想行动。启功先生阐发校训的话,辞约而意丰。进一步学习和领会启功先生的阐释,我们认为“学为人师”之学,要求将“学”作为生命存在的基本状态,以“学”去积极分享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迈向丰富高远的人生境界。它要求学习者以开放进取的精神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养成亲近书籍、崇尚学问、服膺真理的习惯;注重学品修养,追求学术创新,敢于发前人所未发,大胆地破除笼罩在真知上的种种迷雾,讲究学术道德和节操,杜绝投机取巧、欺瞒剽窃之举。“行为世范”之行,蕴涵立身处世两个层面,立身要有爱国之心,存民族大义,树远大理想,养浩然正气。处世要有历史使命感,关注国计民生,以天下为己任;要有社会责任感,心系人民群众,满腔热情服务社会,有纪律,讲文明,顾大局,积极投身于构建和谐美好社会的实践活动。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之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从“学”与“行”的关系看,二者不可偏废,相辅相成。崇高德行的养成要靠学问修养,高洁的品行又为“学”提供保障。“学为人师”与“行为世范”二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突出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理想与实践的统一,知与行的统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要求全体师生将治学与为人、认识与实践、知与行在高标准上统一起来。莘莘学子不管是在校学习时,还是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后,都要不断学习进步、求真创新、敬业乐群、为人师表。 “学为人师”与“行为师范”二者的统一,应当体现在一个人一生不懈地求知和实践的过程之中。在“学”与“行”的关系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等格言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其内涵,但它们偏重于对一种事实的静态指认,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则强调一种追求卓越人生的状态,它将“学”与“行”统一在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中,更突出了人生有为的强烈进取心。“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每个人都会在人生中遇到各种困惑,有了困惑就要多方学习、多方探求,这样才能使认识水平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提高。路漫漫其修远,学问无止境,人生探索的道路亦无止境。“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正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上下求索、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三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概括了北京师范大学对全体师生的期望和要求,集中地反映了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理想。同时,由于它恰当地表明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薪火相传的教师教育理念,因此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教师教育普遍追求的目标。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引用“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勉励广大人民教师加强自身修养,勇于承担起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展现了丰富高远的人生追求,总是能够给每个接触它的人以深深的震撼和启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它超越了学校教育的范畴,成为人们砥砺人生的座右铭。多年来,社会各界众多人士广泛地引用北京师范大学校训,称赞这一校训。可以说,“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所折射出的文化精神既是大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更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旧的改新的新的以后再进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