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好医生难招聘，好的儿科医生更难招聘。
市儿童医院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主任何颜霞常常为招聘的事犯愁，昨日她告诉记者：自从2004年她调入市儿童医院以来，每年都会向医院上报两个职位的招聘计划，希望能为科室引进新的医生，缓解人手紧张的老问题。
然而7年过去了，竟然没有招到一名医生。
近一两年连投简历的人都没有了
市儿童医院儿童重症监护室现有床位8张，承担着全市重症儿童的救治工作。
2009年底，我市甲型H1N1流感疫情暴发期间，儿童危重病例集中出现，科室一度加床到12张。
因为接诊的都是危重患儿，该科成为医院任务繁重、风险最大的科室之一。
“科室现在一共6名医生，其中3名一线医生轮流倒班。1名总住院医生每周工作6天，每天24小时，压力确实很大。”何颜霞深知在PICU工作的不易，“在我们科室工作，没有什么节假日可言。
如果说一个月正常应该休息8天，我们的医生能休息4天就已经很不错了，何况这4天里一旦有需要还得赶回医院处理病人。”就连何颜霞自己也没有上下班之分，只要患儿或科室需要，总是随叫随到。在她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张木质沙发，每当夜里有重症患儿要抢救，这里就成了她小憩的地方。
“前几年，医院发出PICU的招聘启事，还有几个医生会投简历过来。
但他们来到医院实地一考察工作强度，立刻决定不来了。
到了最近一两年，连投简历的人都没有了。这两个职位空缺了7年多。”
何颜霞说，“专业人才的缺乏限制了PICU业务的开展，无法满足市民对儿童危重症救治的需求。”
8个儿科医生3个转行
杨卫国今年四十出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儿科。
他告诉记者，包括他在内，当年来到深圳工作的8个同学都是儿科医生，但到如今，已经有3个同学转行不做儿科医生了。
“相比其他科室，儿科的诊疗风险更大，因为孩子不像成年人那样可以准确地描述症状，孩子不会说，只会哭。
儿科医生只能转而询问家长，通过仔细检查来判断病情。”
杨卫国解释，儿童患者的特殊性这不仅增加了医生的工作难度，医疗风险也更高。
此外，儿童不像成年人那样配合医生检查，比如抽血、做核磁共振，成年人会很配合，检查很快能做完。
但孩子就不一样，孩子一哭闹，这些检查就做不了，医生就得等孩子安静下来才能做检查，这无形中延长了医生的工作时间，增加了工作量。
“儿童的疾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凶猛，病情变化很快，医生得时刻关注孩子病情的变化，这也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
何颜霞主任说。
尽管医生付出得多，但儿科医生的收入相比其他科室却是最低的，这也导致了不少医学生毕业后宁愿去治疗成人的临床科室，也不愿意到儿科来。
宝安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同时也是该院新生儿科主任医师的卢光进对此深有同感。
“我们新生儿科有一名硕士毕业的年轻医生，是医院的正式员工，工作3年后转行去做医药代表了。”对于这名年轻医生的离开，卢光进很是惋惜，但也非常能够理解。
他说，新生儿科医生面对的大部分是早产和出生后情况危重的新生儿，24小时离不开医生、护士的监护。在新生儿科工作确实比其他临床科室要辛苦，但医生的收入却不高。“一名儿科医生的收入，也就是非儿科医生的1/3至1/2。” 卢光进说。
为什么儿科医生医疗风险大，收入却偏低呢?
多位儿科医生坦言，儿童患病来得快、去得也快，用药很少，检查也很少。
与我国医院目前普遍存在的医生诊金不高，“以药养医”的局面分不开。
何颜霞举例说，重症患儿在医院住院一天的诊金是4元，每天需要4名医生来为孩子服务，这样算下来，一名医生忙一天也就赚1元。
“拿我们科室来说，虽然救治的都是重症患儿，但科室其实是赔钱的。”
何颜霞解释，“经常有家长抱怨，在重症监护室住院费用高。但那些危重的孩子治疗起来用的药物本身就非常昂贵，用量也大。有些费用我们都尽量为家长考虑，能省就省了。”
她坦言，要不是医院对PICU有政策倾斜和补贴，科室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营。
内地医生收入提高深圳吸引力减弱
一方面，愿意从事儿科的医生在减少，另一方面，深圳每年出生的新生儿人数逐年增加。家长抱怨孩子看病难的问题越来越凸显。
在深圳，虽然每家综合性医院都开设了儿科，但大部分家长因为更看重专科医院的技术实力，更喜欢带孩子去市儿童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就诊。
目前的现状是，综合性医院儿科的患者也不少，专科儿童医院的患儿更多，看病排队一上午的情况非常常见。
“其实，相比于内地一些城市，深圳儿科医生的处境还稍微好一些。”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文飞球说。
就市儿童医院来说，医院新住院大楼的建设由政府买单，每年财政还会给予医院总支出6%的补贴。
宝安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卢光进也表示，宝安区政府每年补贴医院400万元的人员经费，此外医院新址大楼的建设也全部由政府包干。相反，在内地一些城市的儿童医院，政府一年的投入仅为数十万元。
但是，两位副院长也认为，随着内地一些城市医生收入的提高，深圳儿科医生的收入对内地城市的儿科医生已经没有吸引力，再加上深圳高企的房价，更是打消了内地城市医生来深圳工作的念头。
“最近这几年，引进一流的儿科医生已经基本不可能。”文飞球说。
“其实现在很多留下来的儿科医生都是干着‘良心活’。”
卢光进说，“只要患儿家属在我们治疗好他的孩子时，能认可我们的工作，少出现些患儿家长打骂医护人员的事情，我们当医生的心里也就宽慰多了。
希望医患之间的互信能早日重建。”
作为从医20多年的资深儿科医生，文飞球和卢光进都非常怀念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刚刚当医生的时光。
他们说，那时候儿科医生非常受人尊敬，虽然工资也不高，工作也很辛苦，但心里总是快乐的。
（实习编辑：梁嘉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