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2011春晚黑色三分钟
春晚零点的那段倒计时被人称做“事故多发时段”，在那个特殊时刻，主持人总会格外紧张，说错话的几率也比平时高。本报选摘朱军回忆的2007年春晚“黑色三分钟”和2011年春晚“零点惊恐”。
《我的零点时刻》
“事故多发时段”
春晚零点的那段倒计时被人称做“事故多发时段”，在那个特殊时刻，主持人总会格外紧张，说错话的几率也比平时高。事实上，几乎每年春晚的零点仪式都无法掐准钟点，而且随时会有突发事件，需要主持人视具体情况临场调整，因此春晚主持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救场”。救场有两大法宝，一是要具备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二是得准备应急补救预案。
春晚直播和其他直播还有些差别。一般的电视直播，从录制到播出，可以有两三分钟的缓存期，若出现失误还有时间进行补救。春晚由于零点倒计时环节不容许一秒钟的误差，所以它是正负零秒的直播，一旦现场发生不测，难以补救，只能事先尽可能地做好预防措施。所以每次直播前的半小时、40分钟，我是坚决拒绝被打扰的。哪怕在人来人往的嘈杂环境中，我也要找一个角落面壁，摒除杂念，冥思。
突发事件除了现场操作事故(比如停电、演职人员失误等)、自然灾害以外，另一种可能性来自现场的观众。春晚现场的观众来自社会各界，男女老少什么阶层都有，人员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观众进入一号厅之前，需要通过安检，然而安检措施并非万无一失。虽然到目前为止，春晚尚未发生过安保突发事件，但是以前没发生并不代表未来不可能发生，况且又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级舞台。主持人还是需要时时保持警醒，做好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这些年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次直播前都会做好心理准备，设想某种情境：现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自己该如何去应对?作为一名主持人，我的首要任务是让镜头跟着我离开，无论现场发生何种情况，我要迅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始终让镜头对着我，腾出一定的时间，以便让具体的专业工作人员处理现场，直到现场恢复正常，继续直播。这个习惯的产生也许和以前所经历过的一些重要事件有关系。
“黑色三分钟”
2007年的春晚结束以后，我们六个主持人集体失眠。原因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就是所谓“黑色三分钟”的乌龙事故。
事过数年，直到今天，“黑色三分钟”还在不断地被人解读着。为了还原真相，使它不再被过度解读，在这里，我想说说自己亲历的“黑色三分钟”。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那年春晚由于前面的语言类节目超时，导演组临时决定把一个零点之前的节目调到零点以后，这样一来，上一首歌曲结束后，距离零点报时还空出三分多钟，刨去一段一分十秒长的固定台词，还多出将近两分钟的空隙。总导演金越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们六人时，台上的歌曲已经进入尾声，我们每个人都绷着神经硬着头皮上台。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不知道事先的预案能不能撑足那两分多钟。
我们的预案是上台以后，说完固定台词，我和周涛再一人念两份贺电，随后进入倒计时，这事就算带过。只是张泽群即兴添加的对联影响了预案的实施。泽群为了救场，自己拟了一副对联，上台之前向金越请示，金越心里没底，就没同意：“你别乱加，对联又不是咱们的强项。”泽群大概对那一副对联挺满意，没舍得丢，上台等刘芳菲说完一段，他接下去就说了那副对联。因为事先没有和我们沟通过，大家瞬间就蒙了，他也比较忐忑，不小心说错了，对联没对齐整，紧张的情绪顿时蔓延开来，于是，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看看表，在边上跟周涛说：“时间来不及了，这个电报可能念不了，咱们就往下吧，进入正词。”此时李咏已经接过了泽群的话头，也是过于紧张，忘记控制时间了，不紧不慢地撑场。听着听着，周涛急了：“得进了，不进的话，那段正词都来不及了。”简单交流过后，我就把手里的电报揣进兜里，盯着表，觉得差不多了，就找了一个气口，调高音调切入，开讲那段事先准备好的台词：“亲爱的朋友们，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一个崭新的春天即将到来!”看我起了头，大家随即也进入了预设的台词轨道，每人一句走了一轮，等刘芳菲说完她自己的半句主持词，就又轮到李咏接话。可能是之前意外太多，李咏晃了一下神，台上出现了瞬间的停滞，时间很短促，但直播的时候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时候周涛又主动添加了一段台词，还未说完，李咏又接着她的话往下说，话赶话，很不幸没赶上，就这样，一下子就乱了。
随后李咏试图补救，又即兴发挥了一段，开始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拜年。这时候离零点报时还有13秒钟，我盯着表，眼看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跳过，感觉浑身血液都涌上了脑袋。金越当时站在观众席边上的二号机旁，和我面对面，他不能冲上来帮忙，只能干着急。我看了眼金越，又扫一眼表，示意他回头看时间，此刻离倒计时只剩下11秒钟。金越回过头，伸手一指我，那指令明确，我想再不切入，连10秒钟都没了。在这个十万火急的关口，我猛然提高了声调，打断了所有人的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个崭新的春天已经来临，在这美好的时刻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华民族和顺和美，国泰民安!”
赶了两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的钟声终于敲响!以上就是所谓的“黑色三分钟”的始末。
下来以后，所有的人都特别沮丧，一个那么关键的点上出了这么个纰漏，谁也不吭声，闷头坐着。当时正在直播，节目还得继续，总导演和台领导也不好说什么。我稍微缓了一下神，站起来，冲他们五个挥挥手：“行了行了，整理一下情绪，下面还有四十来分钟呢。有什么事等直播结束以后再说，先把后半截干完了。”等把最后的45分钟节目主持完，大家再也没心情闲聊，一言不发各自回家。结果第二天起床，就看到满社会对“黑色三分钟”的议论，满眼看到的新闻都变成了我和李咏打架，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我俩在后台大打出手的全过程。
正月十三彩排元宵晚会，制造“黑色三分钟”的主持人们又碰面了。我上去先跟李咏握手，一握手我们两个就乐了。李咏说：“咱俩得拥抱一下。”我问：“怎么了?”他一脸苦笑：“要不然说咱们打起来了。”我一想也是，就朝他张开手臂：“来，拥抱一下。”拥抱完我又忍不住笑，“这样人家更得说咱俩打起来了，俩人怎么过完年回来还拥抱?显然又和解了。”
那次事故在当时可算是扎在每个人心里的一根刺。时间过去那么久，现在我们也都能够坦然面对了。我之所以重述这段所谓的“黑色三分钟”，是想澄清一些事实，它并非如外界所言，是我们几个主持人之间互相拆台、人为抢词造成的。当时大家都在想办法补台，都怀着一份责任心和善意，但是由于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相互没有配合好，再加上在那个关口上过度紧张，所以接连造成了口误，导致了所谓的“黑色三分钟”。
也是从那一年以后，导演下了明确指令：“上去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一切交给朱军一个人。”
华丽的恐慌
2011年春晚，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当我和五位同事周涛、李咏、董卿、张泽群、朱迅把既定主持词说完后，离零点倒计时还有整整1分20秒。耳麦中响起了总导演的补台命令，就像是赛场上的发令枪，我来不及思考，更不容迟疑，迅速调整，进入战斗，在开口说话的同时，我甚至还看了一下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焦利台长，从他坐姿的变换中我感到了洋溢全场的紧张。似乎仰仗一种职业本能，现场的一切瞬间转换为奇妙的力量，打开了我的思路。1分20秒之后，新年钟声零误差敲响。到了后台，我得到了导演和同事“太棒了”的称许，自己当时也有种劫后余生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