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即玛丽居里(Marie Curie),是一位原籍为波兰的法国科学家。她与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都是放射性的早期研究者,他们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Po)和镭(Ra),并因此与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Henry Becquerel)分享了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居里夫人继续研究了镭在在化学和医学上的应用,并且因分离出纯的金属镭而又获得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
居里夫人在婚前姓名为曼娅。斯卡洛多斯卡(波兰文为Manya Sklodowska),于1867年11月7日出生于波兰华沙市,当时波兰正在俄国统治之下。曼娅的父母都是教师,在她出生(她是他们的的第五个孩子)后不久他们就失去了教师职位。为了糊口,他们包下了一些学生的伙食。为此,年轻的曼娅也要协助做饭,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然而她仍获得了中学生的优秀奖章。中学毕业后,她当了家庭教师。1891年她到巴黎进了巴黎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毕业时成绩名列全班第一。1894年她与法为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相识,第二年他们结了婚。
从1896年开始,居里夫妇共同研究起了放射性。在此之前,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ilhelm Roentgen 1845-1923)发现了X-射线(他因此获得19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贝克勒尔发现了铀盐发射出类似的射线。居里夫人发现钍(Th)亦具有放射性,并且沥青铀矿的放射性比任何含量的铀和钍能够解释的要强。居里夫妇于是努力寻找,终于在1898年宣布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他们最终从8吨废沥青铀矿中制得1克纯净的氯化镭,还提出了-射线(现在已知它是由电子组成的)是带负电荷的微粒的观点。
1906年皮埃尔。居里不幸被马车撞死,但居里夫人前未因此而倒下,她仍然 继续研究,于1910年与德比恩(Andre Debierne,1874-1949年,于1899年从沥青铀矿中发现放射性元素锕Ac)一起分离出纯净的金属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居里夫人用X-射线设备装备了救护车,并将其开到了前线。国际红十字会任命她为放射学救护部门的领导。在她女儿依伦(Irene Curie)和克莱因(Martha Klein)的协助下,居里夫人在镭研究所为部队医院的医生的护理员开了一门课,教他们如何使用X-射线这项新技术。20世纪20年代末期,居里夫人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长期受放射线的照射使她患上白血病,终于在1934年7月4日不治而亡。在此之前几个月,她的女儿依伦和女婿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宣布发现人工放射性(他们俩因此而荣获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
居里夫人的大半生都是清贫的,提取镭的艰苦过程是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居里夫妇拒绝为他们的任何发现申专利,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利用他们的发现。他们把诺贝尔奖金和其奖金都用到了以后的研究中去了。他们地研究工作的杰出应用之一就是应用放射性治疗癌症。
奥尔特曼
(Sidney Altman)
1939年5月7日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Montreal)。国籍:加拿大;后
加入美国国籍。教育:1967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双亲:父亲
开一个小杂货商店,母亲在纺织厂工作,生活艰难。配偶:安·柯勒尔(
Ann Korner),1972年结婚。后裔:一子一女,子丹尼尔(Daniel),女莉
娅(Leah)。经历:1967-197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做研究工作;
1971年后,一直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1980年晋升为该校教授。
奥尔特曼“因为发现核糖核酸(RNA)具有催化功能”,与切赫分享
198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奥尔特曼和切赫的研究成果,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
反响,促进了80年代RNA研究的迅速进展。由于他们的发现,改变了生物学的
主要信条,对了解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1989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0岁。
■奥尔特曼很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
动身去美国采访前,我对奥尔特曼的印象是相互矛盾的。
据一位去年4月参加过英国剑桥大学TRNA国际会议的北大教师回忆,作为
主要嘉宾的奥尔特曼除了作主题演讲外,其它场合下几乎一言不发,像个刚
入道的实习生静静地倾听同行发表高论。而当面聆听奥尔特曼教诲的留学生
则用“超级发烧友”形容他的导师,只要莫扎特的音乐声起,奥尔特曼必在
无疑。他收藏了莫扎特的全部CD,遇到志同道合者更是慷慨解囊不光请吃饭,
至少能聊上一个中午。
真正见到奥尔特曼,我才知道他确实不是一个很容易沟通的人。在整整
一个小时的采访中他甚至很少抬头,你几乎可以认为他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的形象如出一辙,严谨木讷,问一答一,略微的驼背使奥尔特曼比实际年龄
显得大一些。
在奥尔特曼的实验室,我见到了3位中国人。“您是怎样挑选助手和留学
生的呢?”
“很简单,两点:看毕业学校和靠熟人推荐。”(这时他转过头问翻译
王多小姐和潘海东先生;“你们二位是哪里毕业的?”“北大”、“清华”。
“噢!难怪记者请你们当专业翻译,我放心了。”)
奥尔特曼解释说:“我相信毕业院校能反映学生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水平。”
“熟人介绍的学生没让您失望过吗?”“从来没有。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上
海做博士生导师,凡是向我发出申请的中国学生我都建议先让他面试,他总
是能给我提出中肯的建议。他说‘OK’,我就接收。可惜,我的这位朋友前
不久辞世了。”
采访结束后,我们提出与奥尔特曼合影,他指着墙上一幅水彩画说:
“站在这里吧!是我儿子画的。他在纽约一家报社当编辑,与你们是同行。”
端详着儿子的杰作,奥尔特曼脸上写满了父爱。我赶紧端起相机抢镜头,但
他羞涩地闪到一旁:“你们不是要合影吗?”
■奥尔特曼还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酷刑制度
“他真的很棒,不论是学术还是为人。”封汇南是来自卫生部武汉研究
所的访问学者,在奥尔特曼的实验室已呆了半年。
奥尔特曼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将耐药菌变为敏感菌,从而攻克病毒的抗药
性;老封研究的是如何将这一成果导入体内。赴美之前,奥尔特曼亲自给老
封发来E-mail,告诉他到机场后怎样打车、要多少钱,住在哪里,其实这些
事完全可以让行政助手做。最让老封钦佩的是奥尔特曼的学术水平:“他的
研究课题已相当尖端,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连相关学科都如数家珍。
这才是大师。”奥尔特曼沿袭了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实验室的作法,每周在咖
啡厅与同事们像谈家常一样聊着试验结果。“能从他嘴里说出OK,在学术界
就算有了‘绿卡’,当然这声OK太艰难。”
“你能想像吗,他居然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酷刑制度,甚至还读过《李鸿
章传》。”老封分析道:“奥尔特曼主要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实际上关注
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这已经涉及哲学范畴。”
这就是“矛盾”的奥尔特曼。
记者:请您用通俗简约的语言介绍一下您的发现和它的实际用途。
奥尔特曼:自从人们发现酶是一种蛋白质以来,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核
酸并不具有生物催化作用,只有蛋白质才导致了生命的诞生。但我经过实验
后发现核糖核酸具有像酶一样的生物催化作用,这意味着地球上最古老的生
物高分子应是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蛋白质。
记者:您的发现推翻了传统理论,当时您是否感到很大压力?
奥尔特曼:在70年代中期,我们证明了RNA的生物催化作用,这在当时具
有争议,大部分人并不相信RNA除了转移遗传代码外还有其它功能。1983年,
我们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发现,迅速地在一个月之内发表了论文,因为非常需
要外界认可我们的发现。压力肯定是有的。
记者:您的发现现在被应用于临床治疗糖尿病和晚期艾滋病,您本人是
否关心这些药的临床效果?在美国,科技成果如何转化成生产力?
奥尔特曼:这恐怕有误。目前我还没有涉足治疗艾滋病,因为那需要高
投入,还将涉及法律及道德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RNA酶在攻克艾滋病过程中
不起作用,实际上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现在很多科学家与产业界关系密切。我的发现通过耶鲁大学专利机构走
向市场,我和学校共同拥有研究的专利。曾经有两个公司对我的发现很感兴
趣,但因专利障碍没有谈成。我个人与产业界没有直接联系。
记者:资料上记载,您走上科研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的影响。
奥尔特曼:我出生于一个欧洲移民家庭,到美国后父母一直辛勤工作谋
生计,但他们一直鞭策我要成为像爱因斯坦一样有用的人。对我一生起决定
作用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我6岁时,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这使我对物理
学产生了兴趣,甚至还读了一本有关原子弹的科普小册子。但这本书毕竟太
深奥了。
另一件事是12岁时父母为我买了一本科普读物《原子的说明》,里面简
明通俗地描述了元素周期表和原子的结构,这份礼物更加深了我对原子物理
学的迷恋。我的父母虽然很贫困,但他们教会了我做人。
记者:我听说您酷爱莫扎特的音乐,不知您如何将科学的严谨与音乐的
浪漫相结合。
奥尔特曼:众所周知,许多科学家都很喜爱音乐。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弹
钢琴,音乐的和谐与科学研究有相通的地方,同属艺术范畴,能让人进入陶
醉的境界。虽然不能举出实例,但音乐对我的研究肯定有辅助作用。
记者:您十分推崇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实验室(MRC)的研究模式,而且
MRC已出了包括您在内的8位诺贝尔奖得主。您认为MRC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其
它科研机构应向其借鉴什么?
奥尔特曼:首先我更正一下,我并不是在MRC完成的全部研究。我先在哈
佛读了两年博士后,做了一年研究后才到MRC。当时主持MRC的是发现DNA结构
的科里克先生,我进入MRC工作就像20世纪20年代青年物理研究者能厕身丹麦
波尔实验室一样荣幸。那是全球最好的实验室,我在那里做了一年研究,宽
松的人际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可以自由地与任
何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探讨。我们每天都喝上、下午茶,大家坐在咖啡厅里平
等研讨学术问题。那时我学会了何时说话,何时闭口,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记
住我曾说出的一些愚蠢想法。这与美国实验室中每个人都埋头工作很少说话
的氛围有很大不同。在MRC时,我整整一年都没做出有价值的结果,但实验室
提供的经费就要用光了。就在这一年快要结束时,我做了一次很有趣的实验,
预示着可能出现惊人的成果。于是我与科里克先生商量,我很希望继续留在
MRC完成实验,哪怕让我自费都行。科里克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慷慨地表示:
你可以留下来,不光不用你掏钱,反而会付给你工资。于是我又留了一年。
后来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一年中我发现了RNA的生物催化作用,
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记者:我知道您从小就特别崇拜爱因斯坦,您愿意后人们也崇拜您吗?
奥尔特曼:与其说爱因斯坦是一个楷模,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英雄。他不
光在物理学,在许多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
偶像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但我不能成为这样一个典范,因为爱因斯坦比我更
杰出、更聪明得多。
记者:您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用科学分析生命是您的职责。您觉得生
命或意识能否完全由科学的方法来解释?
奥尔特曼:我不想对宗教或政治多说什么。我相信今后人类一定能用科
学原理去解释意识,虽然我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来实现这一目标。
记者:您个人是否支持克隆人类。
奥尔特曼:如果你指的克隆是完整复制一个人的话,那我将是非常反对
的。现在有些人对克隆人感兴趣,那是因为被克隆的人对他们有用。如果我
们容许克隆人,那势必世界上会产生这样一种“人”,他们的存在就是供其
他人驱使和使用,这违反人的本性和道德标准,因为人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
的。
记者:我发现包括您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经历过专业的转换。
奥尔特曼:确实是这样。我认为每个人最好将他感兴趣的领域作为研究
方向,对于半途换专业,要视情况而定,对此我既不提倡,也不反对。
记者:您当过耶鲁大学本科院院长,主要工作是育人。《北京青年报》
主要读者群也是青年,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奥尔特曼:开拓视野,广泛涉猎专业以外的领域,尽量多读各专业的书
籍,这样才能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青年科学工作
者一定要学会质疑权威,这是从贵国已故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中引用的。这对
于一个科学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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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的故事
爱迪生 一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他的学问是靠母亲的教导和自修得来的。他的成功,应该归功于母亲自小对他的谅解与耐心的教导,才使原来被人认为是低能儿的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
爱迪生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而且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到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为止。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的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的工作。他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一生共发明了电灯、电报机、留声机、电影机、磁力析矿机、压碎机等等总计两千余种东西。爱迪生的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的生活方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浪费,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 爱迪生常对助手说。“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
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他递给助手一个没上灯口的空玻璃灯泡,说:“你量量灯泡的容量。”他又低头工作了。
过了好半天,他问:“容量多少? ”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手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的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的数字伏在桌上计算。他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爱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的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
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
爱迪生 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
助手的脸红了。
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多做事情啊!”
爱迪生未成名前是个穷工人。一次,他的老朋友在街上遇见他,关心地说:“看你身上这件大衣破得不象样了,你应该换一件新的。”
“用得着吗?在纽约没人认识我。” 爱迪生毫不在乎地回答。
几年过去了,爱迪生成了大发明家。
有一天,爱迪生又在纽约街头碰上了那个朋友。“哎呀”,那位朋友惊叫起来,“你怎么还穿这件破大衣呀?这回,你无论如何要换一件新的了!”
“用得着吗?这儿已经是人人都认识我了。” 爱迪生仍然毫不在乎地回答。
爱迪生的故事
一个大雪天的夜晚,爱迪生的妈妈突然生病了,爸爸急忙找来医生。医生说:“你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开刀做手术”。那时候只有油灯没有电灯,油灯的光线很暗,一不小心就会开错刀。爱迪生突然想起一个好办法,他把家里所有的油灯全都端了出来,再把一面镜子放在油灯的后面,让医生顺利的做完了手术。医生说:“孩子你是用你的智慧和聪明救了你的妈妈。”爱迪生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要制造一个晚上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