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池炳文
1955年国庆节，20岁的池炳文作为英模、功臣代表，参加了天安门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在招待宴会上，朱德总司令看到英模功臣们胸前佩戴的崭新奖章，动情地说：“英雄奖章来之不易，是用鲜血换来的，这些奖章不仅仅是纪念活着的英雄，更是纪念那些牺牲的英雄，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他们！”一席话，让池炳文受到激励和启发，从此，他以收集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奖章为业余爱好，寄托自己对牺牲的革命英烈的缅怀之情以及对战争岁月的纪念之意。
池炳文1935年出生在广东潮汕一个贫苦家庭，5岁那年父亲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做苦力，从此杳无音信。家中的破房子也被侵略者拆了造碉堡，母亲只好带他到处逃荒要饭。不久，在一间破庙里面，他被人贩子用烂棉花堵住嘴卖到福建上杭县的一个山区。有一天，12岁的池炳文正在山上替主人家放牛时,见到一位游击队队长，便报名参了军。从此，他南征北战，从军数十载荣获41枚军功章。也正是从自己赢得的40多枚军功章起步，池炳文历经50多年的寻觅，终于收集到2500多枚各具特色的奖章。
寻觅奖章路漫漫
奖章是炫目的，但寻觅奖章的历程却是艰辛的。50多年来，池炳文利用出差和休假时间，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许多革命圣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1960年，池炳文从一位在湖南工作的战友处得到信息，桑植县有位老红军存有一枚珍贵的纪念章，据说是一位老首长留给他作纪念的。为此，池炳文利用假日乘车几经辗转找到了这位老人。当老红军拿出这枚珍藏的纪念章时，他眼睛为之一亮：这是一枚1934年1月22日-1934年2月1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团纪念章。听说这种纪念章当时总共制作了15枚。面对这枚珍贵的纪念章，池炳文兴奋不已，愿意出几百元买下来。尽管当时正处于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但这位老红军还是舍不得卖给他。被拒绝的池炳文没有灰心，赶回家东挪西借凑了800元钱和50斤全国粮票再次登门，结果老红军还是没有同意。池炳文没有就此罢休，他以“三顾茅庐”的渴求，很快又带上了当月的伙食费和工资第三次前往。老红军终于被感动了，临走前动情地对他说：“小伙子，我成全你，一定要保管好啊！”如今，当年的小伙子已经成为七旬老人，可这枚纪念章一直被池炳文精心保存着。
在池炳文的收藏中,还珍藏着一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纪念章，正上方是两面交叉放置的旗帜，中间是黄色的心形图案，写有“天下为公”字样，左右两边分别是镰刀和斧头，底部印着“北伐成功退伍纪念章”。
在琳琅满目的纪念章中，令池炳文最费心血收集的，还数红军时期的纪念章。一枚“送夫当红军光荣”的奖章，让池炳文爱不释手。而为了收集与红军相关的纪念章，他走遍了200多个城市，终于收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一等红星奖章和二等、三等红星奖章，还收集了福建新泉县苏维埃“拓大红军、优胜第一”等珍贵奖章。
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特殊时期，池炳文的收藏也由公开转入地下。有时，他不得不将纪念章包扎好放到随身携带的包裹中。后来他为了安全，专门在自家灶台下挖了个洞存放这些奖章。
宣扬奖章蕴含的精神价值
奖章印证历史，也激励后人。当新时代的阳光照射到复苏的中华大地，池炳文也成为诠释和宣传这一枚枚奖章背后故事的代言人。近年来，他把奖章的故事整理成册，并公开展览这些奖章，让人们从中读出奖章的精神内涵。
7年前，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池炳文对自己收集的奖章进行了归类整理，列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五个历史时期，编印了200多米长的历史资料照片，印刷了奖章的宣传手册，老红军、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上将欣然题字“英雄勋章”。经过一番精心准备，池炳文的“奖章展览”在南京市珠江路的数字广场首次亮相，立即引起人们的热情关注。
由于池炳文本人就是一位拥有41枚奖章的英模，因此，他的奖章在各地展出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来自学校、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部队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池炳文收藏的奖章里，军功章无疑是最多的，有“特等战斗英雄”、“一等功臣”，有“炮兵英雄”、“杀敌英雄”，还有“练兵模范”、“技术能手”等。新四军第一师“毛泽东旗帜”纪念章，八路军抗战伤员荣誉章，骑兵第五师一等功臣奖章，八路军120师359旅南泥湾劳动英雄奖章，太行第二独立旅杀敌英雄奖章，陕甘宁边区政府模范护士奖章……一枚枚奖章，见证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一个个故事，传颂着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一枚奖章就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一次奖章展览就是一次催人奋进的教育。当年轻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战士们看着一枚枚奖章，带着敬仰和羡慕的神情问这问那想探个究竟时，池炳文老人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奖章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