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在云南，有一个叫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地方，因为是贩卖婴儿案件中的高频词，被称为“贩婴”村。近日，媒体探访云南文山贩婴村。文山州的贩婴案第一次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是在21世纪之后。
2000年春，媒体报道了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破获全国罕见的“一条龙”特大贩婴案。当地警方却因为缺乏经费，以及交通工具落后等原因，致使117名犯罪嫌疑人无法归案，被拐卖的66名男婴无法解救。
省长亲临打拐第一线现场办公，很快成立专案组，公安部将其列为2000年打拐专项斗争中的第一批全国督办大案，云南警方在通报中称其为“万里打拐大行动”。
最终，在广西、广东、河南、福建4省区的警方合力下，抓获犯罪嫌疑人168人，涉案的婴幼儿达75人之多，4名主犯最终被执行枪决。
2009年4月29日，公安部以前所未有的“规格”，公开通缉首批10名罪大恶极的人贩子，打响了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的第一枪。在10名A级通缉犯中，3人来自文山。
近年来，在公开报道的公安部督办级别的贩婴案件中，“文山”成了贩卖婴儿案件中的高频词，反复出现。
诸如2011年的“2·21”案、“11·07”案、“11·18”案，2012年的“7·18”案、“9·26”案、2013年的“3·03”案、2014年的“507号督办案”以及河南的“谭永志”案等等。在多起跨境跨省的特大贩婴案中，似乎绕不开一个点——文山，要么是主犯中有文山籍人士，要么婴儿的“货源地”来自文山，更多时候是兼而有之。
随着文山贩婴案件不断被披露，它们渐渐地呈现出了一个特点：极少有人主动报案。
当地警方的统计显示，上世纪90年代之前，文山州举报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案件很少，侦破也很少。从90年代开始，拐卖妇女案件举报增多。2000年以后，侦破的拐卖案件重点从拐卖妇女转变为拐卖婴幼儿，但举报的极少，致使侦破难度很大。各地的警方发现，文山州亲生父母亲自卖掉婴儿成为普遍的情况。
以3名“A级人贩”所在的文山州广南县为例，该县是文山州的第一大县，有81万人口。据统计，近10年来，仅广南一个县的拐卖案件就占到云南全省总数的20%左右，广南县是文山州贩卖婴儿问题最突出的县。
自2007年到2012年的5年间，广南县拐卖儿童案件共立案5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00余人，涉案婴幼儿近600名，但得到解救的婴儿仅有70多名，其中只有十余人在警方的帮助下找到父母。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经过多次转卖，已很难找到回家的路;另一部分婴儿，被贫穷的父母卖掉，即便被解救回来，父母也不敢相认。而真正被“拐”卖的儿童在文山则是少数——2007年，广南只发生了一起偷盗婴儿的案件，板蚌乡的一对父母在熟睡中，孩子被人偷偷抱走。
被压抑的弹簧
有些观点认为，造成文山州拐卖现象的重要因素是当地多民族聚集所造成的特有的文化、习俗，但这种观点遭到了云南省文山州人大代表罗永洪的反对。
作为地方文化和历史研究者，罗永洪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文山州的拐卖现象并非自古有之。他认为，“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但是由于对越作战的需要，位于中越边境的文山州一直被作为战区来对待，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大批的驻军从文山州撤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山州才进入市场经济中。拐卖现象的增多，也是从90年代开始的。”
在闭塞、贫困的文山州，经济发展比全国大多数地区推迟了十余年，它像一个被压缩到极致的弹簧，一旦打开，人们对于财富的欲望可能更快地使其冲破伦理的底线。
广南县和文山州其他的县一样，仅北部山区极小的范围是土山，可以种植茶树，而超过90%的土地为喀斯特地貌，裸露的岩石在山表面处处突起，怪石丛生，只能长一些杂木苔藓。即便是农民开垦的土地也是肥力低，持水性差，只能耕作玉米、土豆等口粮糊口。纯靠农业生产，很难养活日趋增多的村民，许多村寨远离乡镇，山高路陡，一些地方直到2009年才通上电。贩婴问题正是集中在这样的区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广南县就诞生了一批著名的“贩婴村”，龙乜村是其中一个典型。
1993年前后，沟通云南和广西的323国道途经龙乜村，来自中国南方的养蜂人随蜂迁徙到这里。
为了摆脱贫穷，龙乜村的年轻女性随养蜂人远嫁广东、福建成为一种潮流。几乎就在这一年，返乡的媳妇带回了沿海城市的种种传闻，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条是“那边的人都很有钱，不过，有的人家没有孩子”。
而广南本地一些村寨超生问题很严重，于是，村子里一些年轻女性就成为最早的人贩子，她们以几百元的价格买下这些小孩，带到福建、广东去，女婴的价格在三千到四千之间，男婴达一万元左右。
一条心照不宣的财路点燃了龙乜村一些村民内心的贪婪。
每当夜幕降临，323国道就成为龙乜人外出接头的场所，他们在周边村寨大肆收买婴幼儿进行贩卖，形成了以龙乜村为中心，辐射周边村寨集收购、贩运、转卖为一体的拐卖儿童“专业村”，全村有70%的村民与省外人贩子勾结，婴儿在这里以商品的形式隐蔽地流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