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梵蒂冈教皇的权杖（揭开教皇权杖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当下影响力而言，基督教高居人类三大主流宗教之首。而在基督教内部教派中，天主教又是底蕴最深厚，影响力更大的一支。在当今基督宗教的所有教会之中，天主教会的人数最为庞大，全世界广义天主教徒超10亿亿，占世界总人口17%。
当然，作为宗教，天主教自有一套神学系统，这个不是云石君此节所关注的。而从世俗层面的组织架构来看，天主教有一个非常独到的特征：即，其由罗马教皇这个大活人领导。
这在其他主流宗教体系中都是没有的。无论是基督教体系内的东正教、新教，还是与基督教共列人类三大主流宗教的佛教、 *** 教，虽然这些宗教体系内，都有各式各样类似于大祭司的职位存在，但除了创教早期，在后面的漫长发展演化中，从没有哪一个活人，能获得在自家体系内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更不能上升到近似神明的高度。
只有天主教教皇是个例外。天主教奉教皇为尊，在中世纪，教皇的冠冕分三层，表示他是代表神权、管理神权、统治王权。“教皇上谕”与圣经权威平等；天主教徒必须服从，虽然近代以后，教皇的世俗权力受到削弱，但在精神领域，其权威依然至高无上，1870年教廷甚至直接宣布“教皇无错误”。教皇还有赦罪权柄。
这简直就是神明般的存在。尤其是中世纪，那时候的教皇不仅掌握道统、控制意识形态，甚至连神明都不管的世俗政治，教皇都有极大的干预权——教皇不仅在意大利中部拥有一个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根据不同时期变化有所增减）的教皇国，是这块土地的世俗统治者；更重要的是，对天主教世界内的各国王权，教皇也有干涉的资格，各国国王需由教皇册封方能即位，而如果被教皇开除教籍，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其就同时失去对自己国家的合法统治权。这种政教合一的高飞外度集权，在中世纪以后的人类主流文明发展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今日欧洲宗教分布
为什么天主教教皇能够这么牛掰？这与中世纪欧洲特殊的宏观环境，以及地缘政治结构密不可分：
首先，中世纪的欧洲，面临着严重的对外冲突。他们不仅要和同处基督教系统，但却自奉正宗的东罗马帝国进行地缘博弈，还要与崛起的 *** 势力，在东南欧和北非展开搏杀。甚至，在东欧方向，以匈人、蒙古人为代表的草原游牧势力，还时不时的挥师西向，对欧洲文明构成致命威胁。而除了保国卫教，为了获取土地、财富，控制商路，甚至恢复宗教圣地等种种考量，欧洲本身也有东进拓土开疆的需求。
总而言之，无论是自保还是开拓，中世界的欧洲文明，对外战争不可避免。而鉴于其所面对的，都是至少在军事上十分强大的势力，这种外战的惨烈程度，自然也可想而知。
高频率，大规模的外战，这对欧洲文明自身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欧洲要想争取胜利——或者至少别被人打垮，那不仅物质层面要达到相应的量级，政治上，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这样不仅能够将各地的资源有效的集中到一起以供博弈，而且在展开具体行动时，也才能够保证协调一致。
而这恰恰是欧洲的软肋所在。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世界，政治上四分五裂，不仅有大大小小数十个王国，王国之下，还有公国、侯国，直到更低等级的骑士。每一级领主，都有相应的自 *** ，整个欧洲社会政治上极端撕裂，属于典型的封建。
这种封建政治体制，使得欧洲的资源，被人为的分散成了各个大小不同的部分。如果不能将它们有效整合，欧洲别说齐心攘外了，连抵御外敌入侵都十分困难——天主教世界在中世纪外战中的整体劣势，与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有着极大的关联。
可是，这外战又不得不打——就算你不想去搞别人，可不代表别人就老老实实的不想来搞你！
鉴于外部势力的过于强大，欧洲为了在跟东罗马、 *** 、蒙古等外部威胁的博弈中不落下风，就有必要加强中央集权——直白点说，各地区有必要交出部分对自己的支配权力，集中使用。
可是，交给谁好呢？交给某一个国王？可是，国王是世俗权力的代表，其之世俗权力，是以其所在国家支撑的。而国家又是以地缘板块为基础构建。
云石君在《地缘政治：基督教系列》之前章节中已经反复说过，欧洲地缘结构四分五裂，缺乏一个强大到有能力一统全欧的强势地缘板块，这使得欧洲天然不具备一个世俗强权。如果把权力交给某一个国王，不仅其他国王不会服气，而且他们也怕这种权力转移，会让这位“皇帝”获得超出其国家地缘实力的额外力量，进而反过来依仗这种力量威胁自己。
所以，这个权力，不能交给某个世俗的国王。既然如此，适合享有这种权力的，就是教会了。教会影响覆盖全欧，能够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更重要的是，教会毕竟是个宗教组织，就算掌握些世俗权力，但毕竟有限，不会直接威胁到各国的世俗权力。
而对教会来说，既然它得到了一定的干涉世俗的权力，那它也要做出相应改变。首先，它不能按照那种松散的纯宗教模式来构建自己的组织，而必须按照世俗的标准，让自己的架构更加严密化，具体来说，就是得有一个更高话事人。而且，在履行这些世俗的过程中，也必须有一个更高裁决者，这样才能解决现实层面的各种问题。这种情况下，以前的罗马教会大主教的权威进一步上升，成为政教合一的教皇。
其次，鉴于欧洲地缘结构的松散，所以内部政治上也四分五裂，各国之间极容易爆发冲突。而且，由于欧洲无法产生一个强大到足以一统四方的核心地缘板块，所以大家谁也没法彻底压倒谁，即便偶尔出现个强势政权实现大一统，也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因地缘结构的天然肢裂而土崩瓦解，诸侯乱战呈长期化态势。
可是，战争意味着物资消耗，意味着破坏，意味着人口减少。这对在中世纪本就不富裕的欧洲来说，是很难承受的。所以打的同时，大家也都有停战的需求——不然老这么消耗下去，大家的最终结果就只能是同归于尽。
既然要停战，那就必须要谈判，而对立的双方，即便都有停战之意，但各自的立场和底线也飞外都差的太远，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有权威，且立场公正的势力从中调和。而罗马教会无疑使最合适的——大家都是基督的信徒，教会出面最合适，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各国都是天主教势力范围，所以教会至少看上去没必要特别偏向谁，具有中立性。而这种调停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裁决者）的身份，又加重了教会的政治权威（而且教会也会利用这个身份，为自身谋利）。
最后，在前文中云石君已经说了，终整个中世纪，欧洲内战、外战不断，这种高频度的战争，对整个欧洲的资源，都是一种极大的消耗。
当时的欧洲天主教世界，没有掌握什么世界级的商业航线，无法从商业中大量获利，所以能依赖的财富创造来源，主要还是农业。可就农业生产潜力而言，由于中世纪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欧洲除了环地中海地区外，绝大部分纬度较高，气候较寒，开发利用的程度有限，所以它的农业生产能力远不如当时的中国。
没有多少资源，却要不停的打仗，这种情况下，中世纪欧洲人民的生活是很悲惨的。他们要承受各种各样的奴役和压迫，其生活环境，远比同期的中国人悲惨。在这种绝境下，欧洲大部分普通人没有任何希望，生活也没有什么乐趣，甚至随时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因此，欧洲中下层的绝望心理和反抗意识，要远超过少有兵灾、且多数时候能够自给自足的中国农民。
绝望，就会自暴自弃——那谁来从事生产？而如果反抗，那就更不得了，会引发社会动荡，秩序解体。如何才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呢？
最直接的办法，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最起码能够解决稳定可持续的温饱——可问题是，当时的欧洲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还是得靠天主教。既然现实的困境不可能解脱，那么通过精神的抚慰，至少能让他们更加平和的面对现实，进而老老实实的种地、不造反，哪怕终身忍饥挨饿也无怨无悔——换句话说，在这里，天主教又帮那些世俗权力承担了维稳的功能。
统筹对外征战、调和内部国家、族群冲突，化解内部阶级矛盾，欧洲的特殊时代和地缘环境，使得天主教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外，承担了这三大世俗功能。而这种责任的承担，也使得天主教会，尤其是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相应大大增加。
而对教会来说，既然它得到了一定的干涉世俗的权力，那它自身也要做出相应改变。首先，它不能按照那种松散的纯宗教模式来构建自己的组织，而必须按照世俗的标准，让自己的架构更加严密化、世俗化、政治化。具体来说，就是得有一个更高话事人，来对各种世俗性的事务进行领导。而且，在履行这些世俗职能的过程中，也必须有一个更高裁决者，这样才能有效解决现实层面的各种问题。
这个更高话事者，必须同时具备更高宗教领袖的身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率领教会这个组织来履行这些世俗职能。如果世俗职能的裁决者不同时兼任宗教领袖，那教会内部首先就会出现治权和教权的冲突，其功能也就无法发挥。基于这种逻辑，伴随着天主教向世俗权力的渗透，罗马教会大主教的权威也不断上升，最终成为政教合一的教皇。
而随着罗马飞外教皇的政教合一，欧洲文明也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整个中世纪，欧洲不仅贫穷落后，而且思想被严重扼杀。天主教会极端排斥任何异己思想，并不惜以宗教审判等形式，对任何新思潮予以打击。当时的天主教世界，封闭保守之程度不仅远吵同时期的 *** 、华夏，连作为自身渊薮的古希腊、古罗马，都远远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