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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教皇的权杖(揭开教皇权杖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飞外

梵蒂冈教皇的权杖(揭开教皇权杖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飞外

梵蒂冈教皇的权杖(揭开教皇权杖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当下影响力而言,基督教高居人类三大主流宗教之首。而在基督教内部教派中,天主教又是底蕴最深厚,影响力更大的一支。在当今基督宗教的所有教会之中,天主教会的人数最为庞大,全世界广义天主教徒超10亿亿,占世界总人口17%。

当然,作为宗教,天主教自有一套神学系统,这个不是云石君此节所关注的。而从世俗层面的组织架构来看,天主教有一个非常独到的特征:即,其由罗马教皇这个大活人领导。

这在其他主流宗教体系中都是没有的。无论是基督教体系内的东正教、新教,还是与基督教共列人类三大主流宗教的佛教、 *** 教,虽然这些宗教体系内,都有各式各样类似于大祭司的职位存在,但除了创教早期,在后面的漫长发展演化中,从没有哪一个活人,能获得在自家体系内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更不能上升到近似神明的高度。

只有天主教教皇是个例外。天主教奉教皇为尊,在中世纪,教皇的冠冕分三层,表示他是代表神权、管理神权、统治王权。“教皇上谕”与圣经权威平等;天主教徒必须服从,虽然近代以后,教皇的世俗权力受到削弱,但在精神领域,其权威依然至高无上,1870年教廷甚至直接宣布“教皇无错误”。教皇还有赦罪权柄。

这简直就是神明般的存在。尤其是中世纪,那时候的教皇不仅掌握道统、控制意识形态,甚至连神明都不管的世俗政治,教皇都有极大的干预权——教皇不仅在意大利中部拥有一个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根据不同时期变化有所增减)的教皇国,是这块土地的世俗统治者;更重要的是,对天主教世界内的各国王权,教皇也有干涉的资格,各国国王需由教皇册封方能即位,而如果被教皇开除教籍,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其就同时失去对自己国家的合法统治权。这种政教合一的高飞外度集权,在中世纪以后的人类主流文明发展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今日欧洲宗教分布

为什么天主教教皇能够这么牛掰?这与中世纪欧洲特殊的宏观环境,以及地缘政治结构密不可分:

首先,中世纪的欧洲,面临着严重的对外冲突。他们不仅要和同处基督教系统,但却自奉正宗的东罗马帝国进行地缘博弈,还要与崛起的 *** 势力,在东南欧和北非展开搏杀。甚至,在东欧方向,以匈人、蒙古人为代表的草原游牧势力,还时不时的挥师西向,对欧洲文明构成致命威胁。而除了保国卫教,为了获取土地、财富,控制商路,甚至恢复宗教圣地等种种考量,欧洲本身也有东进拓土开疆的需求。

总而言之,无论是自保还是开拓,中世界的欧洲文明,对外战争不可避免。而鉴于其所面对的,都是至少在军事上十分强大的势力,这种外战的惨烈程度,自然也可想而知。

高频率,大规模的外战,这对欧洲文明自身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欧洲要想争取胜利——或者至少别被人打垮,那不仅物质层面要达到相应的量级,政治上,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这样不仅能够将各地的资源有效的集中到一起以供博弈,而且在展开具体行动时,也才能够保证协调一致。

而这恰恰是欧洲的软肋所在。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世界,政治上四分五裂,不仅有大大小小数十个王国,王国之下,还有公国、侯国,直到更低等级的骑士。每一级领主,都有相应的自 *** ,整个欧洲社会政治上极端撕裂,属于典型的封建。

这种封建政治体制,使得欧洲的资源,被人为的分散成了各个大小不同的部分。如果不能将它们有效整合,欧洲别说齐心攘外了,连抵御外敌入侵都十分困难——天主教世界在中世纪外战中的整体劣势,与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有着极大的关联。

可是,这外战又不得不打——就算你不想去搞别人,可不代表别人就老老实实的不想来搞你!

鉴于外部势力的过于强大,欧洲为了在跟东罗马、 *** 、蒙古等外部威胁的博弈中不落下风,就有必要加强中央集权——直白点说,各地区有必要交出部分对自己的支配权力,集中使用。

可是,交给谁好呢?交给某一个国王?可是,国王是世俗权力的代表,其之世俗权力,是以其所在国家支撑的。而国家又是以地缘板块为基础构建。

云石君在《地缘政治:基督教系列》之前章节中已经反复说过,欧洲地缘结构四分五裂,缺乏一个强大到有能力一统全欧的强势地缘板块,这使得欧洲天然不具备一个世俗强权。如果把权力交给某一个国王,不仅其他国王不会服气,而且他们也怕这种权力转移,会让这位“皇帝”获得超出其国家地缘实力的额外力量,进而反过来依仗这种力量威胁自己。

所以,这个权力,不能交给某个世俗的国王。既然如此,适合享有这种权力的,就是教会了。教会影响覆盖全欧,能够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更重要的是,教会毕竟是个宗教组织,就算掌握些世俗权力,但毕竟有限,不会直接威胁到各国的世俗权力。

而对教会来说,既然它得到了一定的干涉世俗的权力,那它也要做出相应改变。首先,它不能按照那种松散的纯宗教模式来构建自己的组织,而必须按照世俗的标准,让自己的架构更加严密化,具体来说,就是得有一个更高话事人。而且,在履行这些世俗的过程中,也必须有一个更高裁决者,这样才能解决现实层面的各种问题。这种情况下,以前的罗马教会大主教的权威进一步上升,成为政教合一的教皇。

其次,鉴于欧洲地缘结构的松散,所以内部政治上也四分五裂,各国之间极容易爆发冲突。而且,由于欧洲无法产生一个强大到足以一统四方的核心地缘板块,所以大家谁也没法彻底压倒谁,即便偶尔出现个强势政权实现大一统,也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因地缘结构的天然肢裂而土崩瓦解,诸侯乱战呈长期化态势。

可是,战争意味着物资消耗,意味着破坏,意味着人口减少。这对在中世纪本就不富裕的欧洲来说,是很难承受的。所以打的同时,大家也都有停战的需求——不然老这么消耗下去,大家的最终结果就只能是同归于尽。

既然要停战,那就必须要谈判,而对立的双方,即便都有停战之意,但各自的立场和底线也飞外都差的太远,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有权威,且立场公正的势力从中调和。而罗马教会无疑使最合适的——大家都是基督的信徒,教会出面最合适,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各国都是天主教势力范围,所以教会至少看上去没必要特别偏向谁,具有中立性。而这种调停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裁决者)的身份,又加重了教会的政治权威(而且教会也会利用这个身份,为自身谋利)。

最后,在前文中云石君已经说了,终整个中世纪,欧洲内战、外战不断,这种高频度的战争,对整个欧洲的资源,都是一种极大的消耗。

当时的欧洲天主教世界,没有掌握什么世界级的商业航线,无法从商业中大量获利,所以能依赖的财富创造来源,主要还是农业。可就农业生产潜力而言,由于中世纪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欧洲除了环地中海地区外,绝大部分纬度较高,气候较寒,开发利用的程度有限,所以它的农业生产能力远不如当时的中国。

没有多少资源,却要不停的打仗,这种情况下,中世纪欧洲人民的生活是很悲惨的。他们要承受各种各样的奴役和压迫,其生活环境,远比同期的中国人悲惨。在这种绝境下,欧洲大部分普通人没有任何希望,生活也没有什么乐趣,甚至随时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因此,欧洲中下层的绝望心理和反抗意识,要远超过少有兵灾、且多数时候能够自给自足的中国农民。

绝望,就会自暴自弃——那谁来从事生产?而如果反抗,那就更不得了,会引发社会动荡,秩序解体。如何才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呢?

最直接的办法,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最起码能够解决稳定可持续的温饱——可问题是,当时的欧洲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还是得靠天主教。既然现实的困境不可能解脱,那么通过精神的抚慰,至少能让他们更加平和的面对现实,进而老老实实的种地、不造反,哪怕终身忍饥挨饿也无怨无悔——换句话说,在这里,天主教又帮那些世俗权力承担了维稳的功能。

统筹对外征战、调和内部国家、族群冲突,化解内部阶级矛盾,欧洲的特殊时代和地缘环境,使得天主教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外,承担了这三大世俗功能。而这种责任的承担,也使得天主教会,尤其是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相应大大增加。

而对教会来说,既然它得到了一定的干涉世俗的权力,那它自身也要做出相应改变。首先,它不能按照那种松散的纯宗教模式来构建自己的组织,而必须按照世俗的标准,让自己的架构更加严密化、世俗化、政治化。具体来说,就是得有一个更高话事人,来对各种世俗性的事务进行领导。而且,在履行这些世俗职能的过程中,也必须有一个更高裁决者,这样才能有效解决现实层面的各种问题。

这个更高话事者,必须同时具备更高宗教领袖的身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率领教会这个组织来履行这些世俗职能。如果世俗职能的裁决者不同时兼任宗教领袖,那教会内部首先就会出现治权和教权的冲突,其功能也就无法发挥。基于这种逻辑,伴随着天主教向世俗权力的渗透,罗马教会大主教的权威也不断上升,最终成为政教合一的教皇。

而随着罗马飞外教皇的政教合一,欧洲文明也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整个中世纪,欧洲不仅贫穷落后,而且思想被严重扼杀。天主教会极端排斥任何异己思想,并不惜以宗教审判等形式,对任何新思潮予以打击。当时的天主教世界,封闭保守之程度不仅远吵同时期的 *** 、华夏,连作为自身渊薮的古希腊、古罗马,都远远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