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SARS十年 记忆与反思
许多人还记得，2003年的春天，北京的天气出奇的好，街头的月季花开得特别娇艳。
“我刚刚从澳大利亚回国，踏进北京首都机场，眼前行色匆匆的人们大都戴着口罩，双眼透出逃难般的眼神。
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被告知要呆在家里自我隔离一周，好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病毒一样。”
一位女孩如此回忆。
她看到医护人员进入自己所在的居民楼，他们身着白色、厚重的防护服，像一群太空人。
她这才意识到，在这个原本十分明媚的春天，北京的空气里飘浮着惶恐的病毒。
那一年，SARS在中国大陆留下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的数字。
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对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机制建设起到重大促进作用，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
十年已经过去，而这场SARS疫情，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公共卫生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同时也映现出仍然存在的种种问题。
SARS的故事留在我们的回忆里，但面对明天，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SARS镜子里的中国公共卫生
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SARS疫情的爆发是一个里程碑。
SARS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被长期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
十年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进步，但问题仍在。
曾光的办公室里至今仍摆放着一张十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看上去比现在年轻许多，挺拔的腰板，浓密的头发，正被一群人簇拥在中央与人握手，显得意气风发。
在簇拥的人群中有卫生部时任常务副部长高强、科技部时任部长徐冠华，而与他握手的则是当时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胡锦涛。
“这是2003年SARS期间，我去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讲课时拍摄的。”
曾光仍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是4月28日，“那是SARS最猖獗的时候”。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
SARS期间，作为卫生部流行病学专家组组长和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他提出的关闭北京人民医院等多项重要建议，被政府采纳。
十年后，再次谈起那场疫情，67岁的曾光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说：“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SARS是一个里程碑。
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教训，其中一个大的教训，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公共卫生专家的声音太小。”
小米加步枪的胜利
在疫情爆发之初，2003年1月曾光就随卫生部的专家组去广东进行过调查，并在全世界最先发现SARS只有在近距离、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
但当时大家都忙着寻找和确认病原，没有人关心公共卫生专家的分析。
曾光回忆说，等到他们的声音真正被倾听的时候，已经错过了防控的最佳时期。
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发布的疫情显示：“截至当天，全国共累积报告病例2001例，其中医务人员456例，死亡92例。”
此后，疫情出现井喷，开始集中爆发。
仅北京一地，每天新增病例都在100例以上，最严重的一天，收治的病人超过150人。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曾光开始介入高层的决策。
他先后被聘为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顾问，频繁出席各种会议，为抗击SARS出谋划策。
有一次，他为北京市的部分官员作了一个报告，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听说后，专门又请他单独给自己讲了一遍。
听完后，刘淇握着他的手说，“曾教授，你要早给我讲十天，也许我们要少100个SARS病人。”
在报告中，曾光反复强调防治SARS并不难，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只要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就可以控制疫情。
但那时，很少有官员了解公共卫生知识。
一个流传很广但有说服力的例子是：SARS期间，有位省长对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以前他不知道疾控中心是个什么单位，SARS之后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
“最初，他们更愿意相信临床治疗，后来又求助于被冠以高科技之名的疫苗、特效药。”
曾光说，“等到我们发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第三波了。”
公共卫生专家“参战”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医院感染。
2003年4月22日，曾光随中共北京市委一位领导对感染最严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了考察。
这家因SARS被公众所熟知的医院，当时的状况近乎于惨烈从4月7日接收第一例病人到被封闭的16天里，全院有近七十位临床一线上的医护人员倒下了。
三个小时考察下来，曾光感觉“这里已经守不住了，如果硬撑下去，病例会像雪崩一样爆发”，再加上之前在广州调查时积累的经验，曾光当场就提出“尽快关闭医院”。
让曾光欣慰且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北京市政府不仅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且第二天就派武警把医院给封了。
办事效率之高超出了他的想象。
那段时间，曾光回忆，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重视，“几乎每项决策，领导都会征求我们的意见”。
而这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无疑还是那次被邀请到中南海讲课的经历。
事实上，那次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是早就安排好的，内容是科学发展史，有两位专家主讲。
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临时加了个题目SARS型肺炎的防治。
尽管曾光的讲课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但他仍能明显地感到，领导们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发言讲完后，大家提的十几个问题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关于SARS的。
在回去的路上，高强对他说，“你注意到没有，讲课开始前，总书记和专家握手时，跟你握手的时间最长，首长最关心的就是你讲的内容。”
在讲课过程中，当领导们被告知只要严格隔离就能控制疫情时，都很兴奋。
曾光说，“所以后来组织各地群防群控，一出手就非常坚决。”
曾光将击退SARS的胜利称之为“小米加步枪的胜利”，因为正是公共卫生的土办法“送走”了SARS。
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直到SARS结束，“高科技”中只有诊断试剂投入了使用，而当时被寄予厚望的疫苗和特效药，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问世。
